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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
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文选》中,收有十九首古诗,后来称为《古诗十九首》。“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创作的诗,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又无作者,其中大部分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行行重行行
【原文】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①。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②。
道路阻且长③,会面安可知④?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⑤。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⑥。
浮云蔽白日⑦,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⑧,岁月忽已晚⑨。
弃捐勿复道⑩,努力加餐饭。
【注释】
①生别离:古代流行的成语,犹言“永别离”。所谓“生别离”,并非指人生一般的别离,而是有别后难以再聚的含义,所以下面说“会面安可知”。生,硬的意思。②涯:边的意思。③阻:指道路上的障碍。长:指道路间的距离很远。④知:一作“期”,义同。⑤“胡马”两句:这两句用比喻来代替抒情,“胡马”、“越鸟”尚且如此,难道“游子”就不思念故乡吗?依,一作“嘶”,依恋的意思。“胡马”产于北地,“越鸟”来自南方。⑥“相去”两句:上句谓别离之久,下句言思念之深。久别思深,人一天天地瘦下去,衣带自然也就一天天地感到松弛了。远,指时间而言。日,日益,一天又一天,渐渐的意思。⑦浮云蔽白日: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夫妇之间的关系在观念上是统一的。“浮云”是设想丈夫另有新欢,象征彼此间情感的障碍。⑧思君令人老:这句是承前“衣带日已缓”而说的。老,并不是说年龄的老大,而是指心情的忧伤、形体的消瘦、仪容的憔悴。⑨岁月:指眼前的时间。忽已晚:言流转之速,当做“年关将*”理解更合适些。⑩弃捐勿复道:这句意思是:不管自己如何申诉相思之苦,所思念的人不会因此而归来,那么说来说去有什么必要呢?“弃”和“捐”同义,犹言丢下。勿复道,不必再说。加餐饭:是当时*用的一种最亲切的安慰别人的成语。
【译文】
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地走,就这样活生生分开了你我。
从此你我之间相距千万里,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
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要见面可知道是什么时候?
北马南来仍然依恋着北风,南鸟北飞筑巢还在南枝头。
彼此分离的时间越长越久,衣服越发宽大人越发消瘦。
飘荡游云遮住了太阳,他乡的游子不想回还。
只因为想你使我都变老了,又是一年很快地到了年关。
还有许多心里话都不说了,只愿你多保重切莫受饥寒。
【赏析】
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回,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青青河畔草
【原文】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①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②。
娥娥红粉妆③,纤纤出素手④。
昔为倡家女⑤,今为荡子妇⑥。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注释】
①盈:同“赢”。《广雅·释诂》曰:“赢赢,容也。”就是仪态万方的意思。②牖:窗的一种,用木条横直制成,又名“交窗”。“窗”和“牖”本义有区别:在屋上的叫做“窗”,在墙上的叫做“牖”。③娥娥:形容容貌的美好。红粉妆:指艳丽的妆饰。红粉,原为妇女化妆品的一种。④纤纤:细也,手的形状。素:白也,手的肤色。⑤倡家女:犹言“歌伎”。倡,凡是以歌唱为业的艺人就叫做“倡”。倡家,即后世所谓“乐籍”。⑥荡子:指长期漫游四方不归乡土的人,与“游子”义*而有别。
【译文】
河边青青的草地,园里茂盛的柳树。
在楼上那位仪态优美的女子站在窗前,洁白的肌肤可比明月。
她打扮得漂漂亮亮,伸出纤细的手指。
从前她曾是青楼女子,而今成了喜欢在外游荡的人的妻子。
在外游荡的丈夫还没回来,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实在是难以独自忍受一个人的寂寞,怎堪独守!
【赏析】
诗的结构看似*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惊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
无须说,这位诗人不会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因其几*无告的孤苦呐喊,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使读者看到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虽然这种个性化的典型性,在诗人握笔之际,根本不会想到。
青青陵上柏
【原文】
青青陵上柏①,磊磊涧中石②。
人生③天地间,忽如远行客④。
斗酒⑤相娱乐,聊厚不为薄⑥。
驱车策驽马⑦,游戏宛与洛⑧。
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
古体诗是与*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体诗形成前,各种汉族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
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一、来源作者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有说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二、文学性质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
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
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
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四、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1、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明白,“**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在*诗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超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五、古诗十九首
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为大家收集了古诗十九首,一起来看看吧!
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
之五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之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之七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特指汉代无名氏所写十九首五言诗,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使之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初收载于《文选》,其因不知作者姓名,也不知具体创作时间,萧统泛题为“古诗”。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 ,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可见一斑”。
一是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二是通过生活细节描写作者内心活动,以含有叙述成分的情节突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
三是比兴手法的大量使用,其称映烘托,语短情长,含蓄蕴藉,几乎涵盖了所有十九篇诗章,典型的如《涉江采芙蓉》《冉冉薇竹生》等。
四是语言不饰雕琢,浅*自然而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待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看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下开建安诗歌、乃至唐诗、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理了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 文人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及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主要包括离情别绪,表现为游子的思乡和怀人,思妇的闺思和愁怨,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则表现为文人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
《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它是汉代诗歌由汉族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并出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莫定了牢固的基石,在中国汉族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代表作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迢迢牵牛星》等。
《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扬多悲风,萧萧愁*。
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赏析: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这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昔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明诗》)、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赏析:
此诗含义为何,佳处为何,要理解正确,关键在于对篇末“荣名”二字的解诂。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又一说则谓荣名为荣禄和声名。由前说,结二句之意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由后说,则其意变为:人生苦短,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二说之境界高下,颇有不同。贪按荣各一词,古籍屡见。如《战国策·齐策》:“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淮南子·修务训》:“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其均为令誉美名之义甚明。
疑义既释,则诗意及结构自明。诗以景物起兴,抒人生感喟。回车远行,长路漫漫,回望但见旷野茫茫,阵阵东风吹动百草。这情景,使行旅无已,不知税驾何处的诗人思绪万千,故以下作句,二句一层,反复剀陈而转转入深。“所遇”二句由景入情,是一篇枢纽。因见百草凄凄,遂感冬去春来,往岁的“故物”已触目尽非,那么新年的自和,则不能不匆匆向老。这是第一层感触。人生固已如同草木,那么一生又应该如何度过。“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立身”,应上句“盛衰”观之,其义甚广,当指生计、名位、道德、事业,一切卓然自立的凭借而言。诗人说,在短促的人生途中,应不失时机地产身显荣。这是诗人的进一层思考。但是转而又想:“人和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即使及早立身,也不能如金石之永固,立身云云,也属虚妄。这是诗人的第三层想头。那么起初的只有荣名——令誉美名,当人的身躯归化于自然之时,如果能留下一点美名为人们所怀念,那么也许就不虚此生了吧。终于诗人从反复的思考中,得出了这一条参悟。
当汉末社会的风风雨雨,将下层的士子们恣意播弄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生命的真谛进行思索。有的高唱“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表现出争竞人世的奋亢;有的则低吟“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显示为及时行乐的颓唐。而这位愿以荣名为宝的诗人,则发而为洁身自好的操修。虽然他同样摆脱不了为生命之谜而苦恼的世纪性的烦愁,然而相比之下,其思致要深刻一些,格调也似乎更高一点。
这是一乎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士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九)赏析
《古风·登高望四海》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三十九首诗。全诗感慨朝政昏暗,贤愚颠倒,世路艰险,表现了诗人老大无成,决心归隐的愤懑之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九)赏析,一起来看看吧。
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九)
李 白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
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 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1)。
【注释】
(1)行一作悲。
(2)此诗一作: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杀气落乔木,浮云蔽层峦。孤凤鸣天倪,遗声何辛酸。游人悲旧国,抚心亦盘桓。倚剑歌所思,曲终涕泗澜。
【赏析】
本诗风格“雍容和缓”,属于李白的五十九首《古风》之三十九。《古风》并非同期所写,但多具批判精神,此诗亦然。
创作时间约为李白“赐金放还”而离开长安之前。这时的他,已在长安生活了两三年,对朝廷和社会弊端有了不少体验。他从自身的遭遇里,看到了朝廷不合理的用人现象,愤怒而致产生归隐之念,并发而为诗。
开头四句“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乃登临所见之秋景。茫茫天地间,但见严霜覆万物,西风吹荒野,道不尽景象的浩大空洞与苍凉萧索。这景象,既是大自然深秋的画面,又是社会冰冷的写照。诗人不仅身寒而且心寒了。
第五、第六句,说明他遭遇的不顺逐。他在41岁的时候,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初始心情兴奋,想有一番作为,但值玄宗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贤能之士屡遭排斥、迫害。李白秉性耿直,对黑势力不能阿谀奉承,因而遭谗言诋毁,在长安不满2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故发出以上2句诗。此2句也可看出他不艳羡荣华富贵。
第七、第八句,说明他不顺逐的际遇是因“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所致。“徂辉”即落日之余辉,这里暗喻朝政不明。“浮云”,喻谗毁他的恶势力。
第九、第十句,进一步说明当时朝廷用人不当的现象。“鸳鸯”是传说中高贵的鸟类,“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枳棘”乃两种多刺的恶木,非“鸳鸯”所能息止。然而,“鸳鸯”竟栖身于此,与得意的“燕雀”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诗人以此上下错位的现象比喻君子失所,小人得志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具体说明了本身所遭遇到的正是有才而不得善待的情况。
第十一、第十二句,说明诗人无奈及无能为力的心情。他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只好归隐,同时自由地吟唱《行路难》来发泄对社会不公的*。“归去来”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剑歌”,指孟尝君食客冯欢因未被重用曾弹剑而歌意欲离去事。它们已成为封建社会失意者的精神武器。诗人李白即以此为武器,准备拂袖而去了!
《古风》(其三十九)与《行路难》是李白的同期之作,但风格迥异。《行路难》直率激越:愤不遇,则高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有信心,则狂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体现了诗人的独特气质和李诗的主要风格。《古风》(其三十九)则显得含蓄婉曲,感情和缓。与此诗风格及内容最为相*的是《古风》(其五十四)皆为:愤不遇。
【李白生*】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盛唐大诗人。李白祖居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李白祖先在隋朝炀帝时因罪被流放至中亚碎叶(今前苏联境内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托克马克附*,唐时属条支都护府统摄),李白即降生于此。李白在约五岁时,跟随父亲迁居四川,居绵州彰明(今四川省江油县)青莲镇。“青莲居士”即由此而来。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李白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李白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李白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
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言多讽兴,气骨高举。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李白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其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李白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李白一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形象雄伟,气势磅礴,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象李白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李白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李白追求不*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色,清新隽永,风格接*王维、孟浩然一派。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李白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
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李白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李白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李白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
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李白五古的代表作品。李白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李白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李白擅长绝句。李白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说明李白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李白的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李白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李白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李白不是仅仅学*、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
李白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7首。其中《清*调》“云想衣裳花想容”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李白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但这两首词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 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有《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康熙年间缪曰芑据以翻刻,世称缪本。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25卷,注释颇为繁富。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本子。
关于研究李白的著作: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有李长之著《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惟翰著《李白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詹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中华书局曾选择其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于20世纪60年代编成《李白研究论文集》出版。
《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是关于《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的内容,欢迎阅读!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 “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 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 ‘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 《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 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 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玉衡了。如果你在*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变成了天枢。北斗七星是在转的,玉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 “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 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 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刚才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 “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 “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对古诗十九首整体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在**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看到过许多经典的古诗吧,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体诗。什么样的古诗才经典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古诗鉴赏:
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北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扬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不可能听见墓上白扬的萧萧声,然而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扬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是十分强烈的。写“松柏”的一句似较*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所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
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
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
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
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主人公对于生命的短促如此怨怅,对于死亡的降临如此恐惧,而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也很现实:神仙是不死的,然而服药求神仙,又常常被药毒死;还不如喝点好酒,穿些好衣服,只图眼前快活吧!
生命短促,人所共感,问题在于如何肯定生命的价值。即以我国古人而论,因生命短促而不甘虚度光阴,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人史不绝书。不妨看看屈原:他有感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而“乘骐骥以驰骋,来吾导夫先路”,力求奔驰于时代的前列;有感于“老冉冉其将至兮”而“恐修名之不立”,砥砺节操,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回头再看这首诗的主人公,他对人生如寄的悲叹,当然也隐含着对于生命的热爱,然而对生命的热爱最终以只图眼前快活的形式表现出来,却是消极的,颓废的。生命的价值,也就化为乌有了。
《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注释:
1、罗床帏:罗帐。
2、寐:入睡。
3、揽衣:犹言“披衣”,“穿衣”。揽,取。
4、旋归;回归,归家。旋,转。
5、引领:伸颈,“抬头远望”的意思。
6、裳衣:一作“衣裳”。
赏析:
如何描写人物心理,往往是小说家们醉心探讨的问题。其实,这对诗人也至关重要。我国古代抒情诗中,就有很细致很精采的心理描写,这一篇《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就突出地表现出这种艺术特点。
这首诗是写游子离愁的,诗中刻划了一个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他的乡愁是由皎皎明月引起的。更深人静,那千里与共的明月,最易勾引起羁旅人的思绪。谢庄《月赋》曰:“隔千里兮共明月。”李白《静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于这首无名氏古诗中的主人公来说,同样是这种情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当他开始看到明月如此皎洁时,也许是兴奋的赞赏的。银色的清辉透过轻薄透光的罗帐,照着这位拥衾而卧的人。可是,夜已深沉,他辗转反侧,尚未入眠。不是过于耀眼的月光打扰他的睡眠,是“忧愁不能寐”。他怎么也睡不着,便索性“揽衣”而“起”,在室内“徘徊”起来。清代朱筠评曰:“神情在‘徘徊’二字。”(《古诗十九首说》)的确,游子“看月”、“失眠”、“揽衣”、“起床”、“徘徊”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明他醒着的时间长,实在无法入睡;同时说明他心中忧愁很深。尤其是那“起徘徊”的情态,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痛苦的剧烈。
诗写到这里,写出了“忧愁不能寐”的种种情状,但究竟为什么“忧愁”:“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是全诗的关键语,画龙点睛,点明主题。这两句虽是直说缘由,但语有余意,耐人寻味。“客行”既有“乐”,却又说“不如早旋归”,是因为实际上他乡作客,无乐而言。正如《相如歌·饮马长城窟行》所说:“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与相为言。”然而异乡游子又欲归不归,这是和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即如此诗的作者,大概是东汉时一个无名文人吧,在他那个时代,往往为营求功名而旅食京师,却又仕途阻滞,进很两难。这两句诗正刻划出他想归而不得归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清代陈祚明说得好:“客行有何乐?故言乐者,言虽乐亦不如归,况不乐乎!”(《采菽堂古诗选》)朱筠也说:“把客中苦乐思想殆遍,把苦且不提,‘虽云乐’亦是‘客’,‘不如早旋归’之为乐也”(《古诗十九说》)他们是道出了此中凄凉味的。作者点出这种欲归不得的处境后,下面四句又像开头四句那样,通过主人公的动作进一步表现他心灵最深层的痛苦。前面写到“揽衣起徘徊”,尚是在室内走走,但感到还是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走出户外了。然而,“出户彷徨”,半夜三更,他像梦游似的,独自在月下彷徨,更有一阵孤独感袭上心头。“愁思当告谁?”正是这种“独”、这种“彷徨”的具体感受了。古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诗人情不自禁地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云树引领而望,可是又不可能获得“可以当归”的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失望。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折磨了,他又回到室内去。从“出户”到“入房”,这一出一入,把游子心中翻腾的愁情推向顶点,以至再也禁不住“泪下沾裳衣”了。
全诗共十句,除了“客行”二句外,所描写的都是极其具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是一层深似一层,细致地刻画了游子欲归不得的心理状态,手法是很高明的。清代张庚分析诗中主人公的心理发展层次说:“因‘忧愁’而‘不寐’,因‘不寐’而‘起’,因‘起’而‘徘徊’,因‘徘徊’而‘出户’,既‘出户’而‘彷徨’,因彷徨无告而仍‘入房’,十句中层次井井,而一节紧一节,直有千回百折之势,百读不厌。”
一首短小的抒情诗,能够细致地表现如此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在我国古诗中是不多见的。俄国有一位大作家屠格涅夫,是擅长于心理描写的,但是他的心理描写,大都是对人物心理的一些说明,有时不免使人感到沉闷和厌烦。而这首古诗,却没有这个毛病,它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活动来表现的,通过由意识而诱发的行动来表现的,具有文学的形象形。而且更把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揉合在一起,富有抒情诗的特质,这种艺术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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