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背景

沁园春长沙的时代背景

沁园春长沙的时代背景

　　《沁园春·长沙》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统治者，改造旧*的豪情壮志。

　　写作背景：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作于1925年12月。当时的*时年33岁。一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八月从韶山到长沙，九月*在广州参与*“二大”的筹备工作，十月被推选为*代理宣传部长。在长沙逗留期间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联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便以“长沙”为题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长沙》。

　　原文：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译文：

　　在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眺望着湘江碧水缓缓北流。看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色，一层层树林好像染过颜色一样，江水清澈澄碧，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争先恐后。鹰在广阔的天空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万物都在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宇宙，（千万种思绪一齐涌上心头）我要问：这苍茫大地的盛衰兴废由谁来决定主宰呢？

　　回想过去，我和我的同学，经常携手结伴来到这里游玩。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那无数不*凡的岁月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大家踌躇满志，意气奔放，正强劲有力。评论国家大事，写出这些激浊扬清的文章，把当时那些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在江水深急的地方游泳，那激起的浪花几乎挡住了疾驰而来的船。

　　赏析：

　　这首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提出了“谁主沉浮”的问题，抒发了对中华民族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在1925年秋写的《沁园春。长沙》，意思是正值青年朋友意气风发。当时在*同志离开湖南前往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所写的，*同志从1911年到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在这峥嵘岁月里，作者和他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热情奔放，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这一段描写形象地概括了青年时期的*和其战友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点明了时间、地点和特定的环境。大意是：在深秋的季节，我独自一人站在橘子洲头，望着江水日夜不息地向北奔流。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一个“看”字，总领七句，描绘了独立橘子洲头所见到的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大意是：远望群山，重重叠叠的树林点染如画；*看满江的秋水碧绿清澈，无数船只争相行驶。仰视，雄鹰在天空中展翅高飞；俯看，鱼儿在江水中轻快地畅游。宇宙中的万物都在秋天里生气勃勃地自由舒展、蓬勃生长。诗人从山上、江面、天空、水底选择了几种典型景物进行描写，远*相间，动静结合，对照鲜明。这七句，为下面的抒情提供了背景，烘托了气氛。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诗人思绪万端，不禁问道：广阔无垠的大地呀，谁才是主宰你消长兴衰命运的真正主人呢？这一问道出了诗人的雄心壮志，表现了他的博大胸怀。

　　上阕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湘江寒秋图，并即景抒情，提出了苍茫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的问题。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大意是：就在这橘子洲上，曾经和许多革命战友聚会、游赏，度过了一段不*凡而有意义的岁月。诗人从上片的独往旧地重游，自然引起对往昔生活的回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一个“恰”字，统领七句，形象地概括了早期革命者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大意是：那时候，同学们正当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激情奔放，敢说敢做，革命斗志十分旺盛。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指点评论，经常在一起评论国家大事，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把主宰一方的军阀统治者看得如粪土一般。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中流”，江水中间。“击水”，作者曾自注：“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见《*诗词鉴赏辞典》）遏，遏止，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是游泳激起的波浪，几乎把飞快行驶的船只都阻挡住了；一种认为“浪遏飞舟”是“到中流击水”的条件。如果按照后一种理解，这三句大意是：还记得吗？当年我们一同到江心游泳，尽管风浪巨大，连船只行进也很困难，但我们这些人却以同汹涌的急流拼搏为乐。这里以设问结尾，实际上是对“谁主沉浮”的巧妙回答。

　　下阕回忆了往昔峥嵘岁月，表现了诗人和战友们为了改造旧*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形象含蓄地给出了“谁主沉浮”的答案：主宰国家命运的，是以天下为己任、蔑视*统治者、敢于改造旧世界的革命青年。

[阅读全文]...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介绍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介绍

　　引导语：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四年后母亲也离开人世。陶渊明和妹妹就寄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杰出的名士，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同一般，下面是有关他的详细的生活的时代背景介绍，欢迎大家阅读详细了解。

　　陶渊明时代背景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是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组织建立起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朝廷，这个朝廷就是东晋王朝。东晋王朝虽然作为一个朝代记录在史册中，但是东晋王朝的统治范围非常的小，管辖区仅限于江南地方的半壁江山。在东晋王朝年间，北方的统治权一直是由赵国及前秦人等统治者掌管的。国家呈现分裂的状态，这个分裂的状态一直延续了两个朝代：东晋、南北朝时期，前后分裂的时间为三百年。

　　公元前316年，西晋王朝在西晋帝司马邺被俘下宣告终结。西晋灭亡，但仍有亡国奴不甘心，想恢复西晋王朝。他们在各个地区积极活动，为恢复西晋时刻准备着。公元前317年，在南渡过江的西晋遗臣江南及中原氏族共同拥戴下，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都城称帝为王，史称晋元帝，国家的国号仍旧是晋。由于建国帝都位于江南西晋的东侧，所以史称东晋

　　陶渊明时代背景经历了东晋王朝，又迎来了南北朝。这两个王朝所属年代的国家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分裂。在东晋至南北朝时期，*一直都是分裂的局面，没有得到完整的统一。

　　停云 陶渊明

　　《停云》是陶渊明所作的一首四言古诗，整首诗歌分为序与四章内容，诗歌的主题正如序中所写的“思亲友也”那样，整首诗主要抒发了作者陶渊明对自己好友的深深思念之情，同时表达了对世道的担忧。

　　《停云》这首古诗大约创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的春天，陶渊明安闲居住在家乡浔阳柴桑时期，整首诗除了序之外，共有四章内容。《停云》的短序主要是讲明了陶渊明创作这首诗的目的，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创作《停云》这首诗时所处的环境，以及描述了创作时陶渊明的心情。而《停云》的四章内容则反复表达了陶渊明对好友的深切思念。

　　“停云”这两个字其实只是陶渊明从古诗的首句古诗中选取出来作为诗歌题目，实际上与古诗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诗歌的内容就是序中所写到的“思亲友也”那般，主要描写的就是对好友的思念。诗中采用了古代诗歌常用的技巧比兴以及复沓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烘托无法与三两好友边饮着美酒边愉快聊天的感慨和失落，借此抒发陶渊明对好友们深深的思念之情。除此之外，陶渊明还借助“八表同昏”、“*路伊阻”、“*陆成江”等诗句表达了他对当下世道的关怀与担忧。

　　总之，《停云》这首四言古诗是陶渊明为他思念亲戚好友而作的，从内容安排上以及古诗的写作手法上都可以看出这又是陶渊明的佳作。

　　幽兰 陶渊明

　　《幽兰》是陶渊明的又一诗作，作品全名为《饮酒·幽兰生前庭》。《幽兰》是非常有名的陶渊明的组诗《饮酒》中的其中一首。这首诗创作于陶渊明厌恶黑暗无比的官场后辞官归隐的时候。诗歌主要展现了作者陶渊明淡泊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与安贫乐道的生活取向。

　　陶渊明把酒南山

　　《幽兰》这首诗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来自幽静偏僻地方的兰花在院子中生长，蕴含着非常浓郁的芳香气息等待着清微的风的到来。清风不经意地轻轻吹来，带来兰花独特的芳香，能够立即从萧艾等杂草中辨别出来。一直向前行走不停歇会使人找不到来时的路，顺着前进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或许才能走通。等到醒悟到应该回去的时候，飞鸟消失了，优良的弓箭也没有了用途。

　　诗中将人的高贵品质比作兰花，暗示应该像兰花那般保持高尚的品格，展现了陶渊明不随波逐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诗中还将没了用途的弓箭比喻完成大业后无用了的良将功臣，表达了作者对当下时局的怨愤。

　　陶渊明的这首《幽兰》虽然是《饮酒》这组诗中的一首，而《饮酒》是陶渊明在辞官隐退后每每喝醉酒后诗兴大发所创作的，但是在《幽兰》这首诗中却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酒，在诗中只能看到兰花生长开放的田园场景以及陶渊明对于当下政治局势的不满，整首诗可以说是有酒的意味，就算没有酒也能让人沉醉其中。

　　陶渊明的一生

　　陶渊明(前365年—前427年)，又名陶潜，字元亮，浔阳(位于今江西省九江西南)人。东晋伟大的诗人、散文家和辞赋家，*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亦是文学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靖节先生。著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四年后母亲也离开人世。陶渊明和妹妹就寄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杰出的名士，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同一般。陶渊明自小就*得琴棋书画，才华横溢，颇有外祖父的风范。

　　陶渊明长到二十岁时，就开始了游宦生涯。在这期间，曾担任过江州祭酒、主簿、镇军将军。彭泽令等职位。陶渊明在官宦与田园生活之间游荡了十多年，三番两次出仕、辞官，又出仕。在这反复无常的日子里，陶渊明一心想施展抱负展示宏图伟愿，另一方面又想念舒适的田园生活。经历了内心纠结的斗争，最终放弃厌恶了官场的黑暗奸诈，选择一心向往追求安逸舒适的田园生活。

　　前405年，陶渊明最后一次任命的职位是彭泽令。在程氏妹的去世后，陶渊明著作了《归去来兮辞》，表明了他辞官归隐田园生活的心愿。写完这首辞赋后，陶渊明就毅然辞官，回归于农田生活，一直到去世。在归隐田间生活期间，陶渊明著作了五首《归园田居》、十二首《杂诗》等诗歌。在病重清醒之际，还著作了《拟挽歌辞》。

　　陶渊明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绝伦的诗词歌赋及散文。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他的诗文。陶渊明的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以及不愿与那些热衷于利益的尘世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都对后人起到了一定的模范和教育作用，但是陶渊明那般辞官隐退的避世态度也给后世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陶渊明所引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即使诸多著名的伟大诗人也曾受到他的影响。唐代著名世人李白不愿巴结奉承权贵的自尊不屈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唐朝诗人高适也曾想要学*陶渊明辞官归隐山林的做法，远离世俗利益。不仅如此，陶渊明的诗歌也给后人带去了精神支持与鼓舞。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与清朝诗人龚自珍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陶渊明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因他而得到的感悟。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显示了他对于桃花源的向往，而他的桃花源社会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世中有不少文人学者对陶渊明提出的桃花源社会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此种社会的向往与歌颂。就例如著名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经用自己的作品对那般安定和谐的桃花源社会表示赞赏，而对与之相反的现实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感慨。

　　陶渊明在给后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他那舍弃所有归隐山林，逃避现实的态度也给后世之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后世中颇为有名的诗人白居易曾在晚年退隐山林，而在那期间他非常喜爱陶渊明以及他的诗歌，但实际上那只是他在超脱世俗的陶渊明那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罢了。

　　引导语：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我们通过下文了解他所处的东晋的社会背景是如何的呢?

　　诗人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是怎样的社会背景

　　一、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二、他的社会背景：陶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6] )，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东晋王朝(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是由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虽然在今天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朝代，写进*的古代历史，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江南的半壁河山，在此期间，*北方一直由赵、前秦等外族统治者控制，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时代——东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时间。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的末代皇帝司马邺被俘，宣告了西晋的灭亡，但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心亡国的命运，仍在全国各地积极活动，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三一七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氏族与江南氏族的拥护下，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因其继西晋之后偏安于江南，故史家称之为东晋。

　　由于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中原氏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南方土居氏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公元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公元三八五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 公元三九八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瘐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39年)。信奉五斗米教的孙恩趁民心骚动，于东方起事。他们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发展到数十万人，后被晋将谢琰、刘牢之击溃逃至海岛之上，直至公元四零二年，才被彻底消灭。这次起义大大削弱了晋朝的力量，桓玄便借此机会发兵攻占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此时晋朝的四大家族中的谢、王、瘐三家已相继衰落，唯一有实力与桓玄对抗的只有在对抗孙恩起义时才发展起来的实力人物——刘裕。 于是，刘裕率众击败桓玄，推恭帝司马德文即位，名义上恢复了晋王朝的统治，但实权却完全掌握在刘裕自己手中。公元四二零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了宋国，结束了东晋的统治。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北伐，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公元三一一年，大将祖逖出兵收复河北，但后因受到朝廷的排斥忧郁而死，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公元三八三年，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击败苻坚后，立即使其弟进军北方，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东晋北伐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由于东晋安于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自曹魏以来，*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的北方则为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控制着，在历史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使之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惯的多民族国家。

　　东晋自晋元帝司马睿建国共历十一帝，前后一百零三年。在此期间，*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到东晋灭亡之后，这种状态一直未能得到改变，随之到来的是另一个分裂时期——南北朝时期。

[阅读全文]...

臧克家写老马的时代背景

臧克家写老马的时代背景

　　《老马》这首诗从表面上看，写的是一匹负重受压、苦痛无比、在鞭子的抽打之下，不得不向前挣扎的老马，实际上写的是受苦受难的旧社会的农民。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臧克家写老马的时代背景，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作于1932年的《老马》运用象征手法，以马喻人，对那个时代劳动民众的悲苦命运作了形象的写照。《有的人》作于1949年11月，它以富于哲理的诗句，对鲁迅精神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这首诗塑造了老马的形象，从整体上把握可知：一、诗人是以马喻人，；二、从内容看“它横竖不说一句话”“它把头沉重地垂下”“它有泪只往心里咽”，这些句子所描绘的形象是在“忍受”而不是“挣扎”，它是灾难深重的旧*人民悲惨形象的真实写照

　　笔者及写作背景。

　　臧克家，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的农村，从小熟悉农村，热爱农民，所以他的诗篇多为歌唱农村之作。1933年《烙印》出版，翌年又出版《罪恶的黑手》。这正是“现代派”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的时候，减克家的描写农民形象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为诗坛吹来一阵清新的'风，因此立刻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并且为新诗反映农村生活开拓了崭新的天地。

　　《老马》写于1932年，是臧克家诗集《烙印》中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作者曾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对蒋介石*全盘否定，而对于革命的前途，觉得十分渺茫。生活是苦痛的，心情是沉郁而悲愤的。”作者亲眼看到了一匹命运悲惨令人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心里就有一种压力。通过赏析这首诗，我们能够更具体地感受到减克家30年代新诗创作的成就和特色。

　　内容大意。

　　《老马》简短八句，塑造了一个不堪重负的老马的悲惨形象。

　　第1节，写装车。

　　前两句的“总得”与“横竖”相呼应，侧面表现出主人贪婪、残忍，让老马超负荷运载，同时也写出老马倔强、坚忍的性格，把一腔悲愤深埋在心里。后两句实写装车，一个“扣”字，一个“重”字，把老马负重受压的惨状刻画得极为生动、深刻，主人的冷酷，老马的痛苦，都包含在其中了。

　　第2节，写扬鞭出发。前两句是虚写，刻画老马的悲愤而又无望的心理。后两句写实，“一道鞭影”，活现出主人的凶狠、无情。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在“前面”等待老马的又是什么呢？诗人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对《老马》这首诗，臧克家曾说：“写老马就是写老马本身，读者如何理解，那是读者的事，见仁见智，也不全相同。”

[阅读全文]...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

　　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文选》中，收有十九首古诗，后来称为《古诗十九首》。“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创作的诗，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又无作者，其中大部分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行行重行行

　　【原文】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①。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②。

　　道路阻且长③，会面安可知④?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⑤。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⑥。

　　浮云蔽白日⑦，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⑧，岁月忽已晚⑨。

　　弃捐勿复道⑩，努力加餐饭。

　　【注释】

　　①生别离：古代流行的成语，犹言“永别离”。所谓“生别离”，并非指人生一般的别离，而是有别后难以再聚的含义，所以下面说“会面安可知”。生，硬的意思。②涯：边的意思。③阻：指道路上的障碍。长：指道路间的距离很远。④知：一作“期”，义同。⑤“胡马”两句：这两句用比喻来代替抒情，“胡马”、“越鸟”尚且如此，难道“游子”就不思念故乡吗?依，一作“嘶”，依恋的意思。“胡马”产于北地，“越鸟”来自南方。⑥“相去”两句：上句谓别离之久，下句言思念之深。久别思深，人一天天地瘦下去，衣带自然也就一天天地感到松弛了。远，指时间而言。日，日益，一天又一天，渐渐的意思。⑦浮云蔽白日：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夫妇之间的关系在观念上是统一的。“浮云”是设想丈夫另有新欢，象征彼此间情感的障碍。⑧思君令人老：这句是承前“衣带日已缓”而说的。老，并不是说年龄的老大，而是指心情的忧伤、形体的消瘦、仪容的憔悴。⑨岁月：指眼前的时间。忽已晚：言流转之速，当做“年关将*”理解更合适些。⑩弃捐勿复道：这句意思是：不管自己如何申诉相思之苦，所思念的人不会因此而归来，那么说来说去有什么必要呢?“弃”和“捐”同义，犹言丢下。勿复道，不必再说。加餐饭：是当时*用的一种最亲切的安慰别人的成语。

　　【译文】

　　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地走，就这样活生生分开了你我。

　　从此你我之间相距千万里，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

　　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要见面可知道是什么时候?

　　北马南来仍然依恋着北风，南鸟北飞筑巢还在南枝头。

　　彼此分离的时间越长越久，衣服越发宽大人越发消瘦。

　　飘荡游云遮住了太阳，他乡的游子不想回还。

　　只因为想你使我都变老了，又是一年很快地到了年关。

　　还有许多心里话都不说了，只愿你多保重切莫受饥寒。

　　【赏析】

　　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回，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青青河畔草

　　【原文】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①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②。

　　娥娥红粉妆③，纤纤出素手④。

　　昔为倡家女⑤，今为荡子妇⑥。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注释】

　　①盈：同“赢”。《广雅·释诂》曰：“赢赢，容也。”就是仪态万方的意思。②牖：窗的一种，用木条横直制成，又名“交窗”。“窗”和“牖”本义有区别：在屋上的叫做“窗”，在墙上的叫做“牖”。③娥娥：形容容貌的美好。红粉妆：指艳丽的妆饰。红粉，原为妇女化妆品的一种。④纤纤：细也，手的形状。素：白也，手的肤色。⑤倡家女：犹言“歌伎”。倡，凡是以歌唱为业的艺人就叫做“倡”。倡家，即后世所谓“乐籍”。⑥荡子：指长期漫游四方不归乡土的人，与“游子”义*而有别。

　　【译文】

　　河边青青的草地，园里茂盛的柳树。

　　在楼上那位仪态优美的女子站在窗前，洁白的肌肤可比明月。

　　她打扮得漂漂亮亮，伸出纤细的手指。

　　从前她曾是青楼女子，而今成了喜欢在外游荡的人的妻子。

　　在外游荡的丈夫还没回来，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实在是难以独自忍受一个人的寂寞，怎堪独守!

　　【赏析】

　　诗的结构看似*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惊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

　　无须说，这位诗人不会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因其几*无告的孤苦呐喊，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使读者看到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虽然这种个性化的典型性，在诗人握笔之际，根本不会想到。

　　青青陵上柏

　　【原文】

　　青青陵上柏①，磊磊涧中石②。

　　人生③天地间，忽如远行客④。

　　斗酒⑤相娱乐，聊厚不为薄⑥。

　　驱车策驽马⑦，游戏宛与洛⑧。

[阅读全文]...

鲁迅生活的时代的社会背景

鲁迅生活的时代的社会背景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下面是鲁迅生活的时代的社会背景，供大家参考。

　　鲁迅生活的时代的社会背景

　　鲁迅1881—1936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1、中日关系19世纪末70年代，日本侵犯台湾，后勒索*白银50万两作为撤兵条件。

　　2、1894年—1895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战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地化。

　　3、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国侵华。

　　4、1915年，日本向*提出*的《二十一条》。

　　5、1913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侵华序幕。

　　6、1932年，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

　　7、1932年，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州国傀儡*，使东三省成为其殖民地。

　　8、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派*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9、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民族**运动风暴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辛亥革命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首先发动，占领了武汉三镇，组织了湖北军*，定国号为“*”，废除清朝的皇帝年号。12月2日，革命军占领南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宣告*正式成立。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皇帝专制制度，沉重打击了*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作者介绍：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阅读全文]...

红军长征的时代背景原因是什么

80多年前，四路红军相继撤离苦心创建经营的苏区，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的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间奇迹。那么，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下面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原因。

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的开始。1932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津。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1933年4月6日，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不满和舆论谴责，甚至遭到了*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广东的*中央委员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切实进行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他们武断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为此，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这种进攻战略下，他们反对必要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等等。在军队建设上，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红军”的措施：一、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改组各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二、取消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强化政治委员个人决定作用;三、取消红军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强调红军的任务仅限于打仗;四、反对红军必要的游击性，片面强调正规化，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错误推行的恶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和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

两大危机，考验着濒临绝境的*和红军，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而又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均速度，可说*乎奇迹。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阅读全文]...

《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

《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是关于《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的内容，欢迎阅读！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 “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 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 ‘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 《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 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 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玉衡了。如果你在*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变成了天枢。北斗七星是在转的，玉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 “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 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 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刚才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 “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 “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对古诗十九首整体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阅读全文]...

古诗十九首全文及注释（古诗十九首的诗意美）

特指汉代无名氏所写十九首五言诗，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使之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初收载于《文选》，其因不知作者姓名，也不知具体创作时间，萧统泛题为“古诗”。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 ，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可见一斑”。

一是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二是通过生活细节描写作者内心活动，以含有叙述成分的情节突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

三是比兴手法的大量使用，其称映烘托，语短情长，含蓄蕴藉，几乎涵盖了所有十九篇诗章，典型的如《涉江采芙蓉》《冉冉薇竹生》等。

四是语言不饰雕琢，浅*自然而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待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看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下开建安诗歌、乃至唐诗、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理了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 文人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及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主要包括离情别绪，表现为游子的思乡和怀人，思妇的闺思和愁怨，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则表现为文人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

《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它是汉代诗歌由汉族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并出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莫定了牢固的基石，在中国汉族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代表作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迢迢牵牛星》等。

[阅读全文]...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译文：

　　陵墓上长得青翠的柏树，

　　溪流里堆聚成堆的石头。

　　人生长存活在天地之间，

　　就好比远行匆匆的过客。

　　区区斗酒足以娱乐心意，

　　虽少却胜过豪华的宴*。

　　驾起破马车驱赶着劣马，

　　照样在宛洛之间游戏着。

　　洛阳城里是多麽的热闹，

　　达官贵人彼此相互探访。

　　大路边列夹杂着小巷子，

　　随处可见王侯贵族宅第。

　　南北两个宫殿遥遥相望，

　　两宫的望楼高达百余尺。

　　达官贵人们虽尽情享乐，

　　却忧愁满面不知何所迫。

　　赏析：

　　这首诗与《古诗·驱车上东门》在感慨生命短促这一点上有共同性，但艺术构思和形象蕴含却很不相同。《古诗·驱车上东门》的主人公望北邙而生哀，想到的只是死和未死之前的生活享受；这首诗的主人公游京城而兴叹，想到的不止是死和未死之时的吃好穿好。

　　开头四句，接连运用有形、有色、有声、有动作的事物作反衬、作比喻，把生命短促这样一个相当抽象的意思讲得很有实感，很带激情。主人公独立苍茫，俯仰兴怀：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涧中众石磊磊，千秋不灭。头顶的天，脚底的地，当然更其永恒；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呢，却像出远门的旅人那样，匆匆忙忙，跑回家去。《文选》李善注引《尸子》、《列子》释“远行客”：“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

　　《古诗》中如“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等，都是不久即“归”（死）的意思。

　　第五句以下，写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及时行乐。“斗酒”虽“薄”（兼指量少、味淡），也可娱乐，就不必嫌薄，姑且认为厚吧！驽马虽劣，也可驾车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骏马。借酒销忧，由来已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邶风·泉水》），也是老办法。这位主人公，看来是两者兼用的。“宛”（今河南南阳）是东汉的“南都”，“洛”（今河南洛阳）是东汉的京城。这两地，都很繁华，何妨携“斗酒”，赶“驽马”，到那儿去玩玩。接下去，用“何郁郁”赞叹洛阳的繁华景象，然后将笔触移向人物与建筑。“冠带”，顶冠束带者，指京城里的达官显贵。“索”，求访。“冠带自相索”，达官显贵互相探访，无非是趋势利，逐酒食，后面的“极宴娱心意”，就明白地点穿了。“长衢”（大街），“夹巷”（排列大街两侧的胡同），“王侯第宅”，“两宫”，“双阙”，都不过是“冠带自相索”，“极言娱心意”的场所。主人公“游戏”京城，所见如此，必会有感想。结尾两句，就是抒发感想的，可是歧解纷纭，各有会心，颇难作出大家都感到满意的阐释。有代表性的歧解是这样的：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主人公。“极宴”句承“斗酒”四句而来，写主人公享乐。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冠带”者。“是说那些住在第宅、宫阙的人本可以极宴娱心，为什么反倒戚戚忧惧，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那些*豪门原来是戚戚如有所迫的，弦外之音是富贵而可忧，不如贫贱之可乐”（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一云结尾两句，分指双方。“豪门*的只知‘极宴娱心’而不知忧国爱民，正与诗中主人公戚戚忧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从全诗章法看，分指双方较合理，但又绝非忧乐对照。“极宴”句承写“洛中”各句而来，自然应指豪*。主人公本来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寻“娱乐”、又因自寻“娱乐”而“游戏”洛中的，结句自然应与“娱乐”拍合。当然，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未尝不“戚戚”，但口上说的毕竟是“娱乐”，是“游戏”。从“斗酒”、“驽马”诸句看，特别是从写“洛中‘所见诸句看，这首诗的主人公，其行乐有很大的勉强性，与其说是行乐，不如说是借行乐以销忧。而忧的原因，也不仅是生命短促。

　　生当乱世，他不能不厌乱忧时，然而到京城去看看，从“王侯第宅”直到“两宫”，都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全无忧国忧民之意。自己无权无势，又能有什么作为，还是“斗酒娱乐”，“游戏”人间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用现代汉语说，便是：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乐呢？（改成肯定语气，即“没有什么使我戚戚不乐”）全诗内涵，本来相当深广；用这样一个反诘句作结，更其馀味无穷。

[阅读全文]...

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

　　《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注释：

　　1、疏：镂刻。绮：有花纹的丝织物。这句是说刻镂交错成雕花格子的窗。

　　2、阿阁：四面有曲檐的楼阁。这句是说阿阁建在有三层阶梯的高台上。

　　3、无乃：是“莫非”、“大概”的意思。杞梁妻：杞梁妻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后来许多书都有记载。据说齐国大夫杞梁，出征莒国，战死在莒国城下。其妻临尸痛哭，一连哭了十个日夜，连城也被她哭塌了。《琴曲》有《杞梁妻叹》，《琴操》说是杞梁妻作，《古今注》说是杞梁妻妹朝日所作。这两句是说，楼上谁在弹唱如此凄惋的歌曲呢？莫非是象杞梁妻那样的人吗？

　　4、清商：乐曲名，声情悲怨。清商曲音清越，宜于表现哀怨的情绪。

　　5、中曲：乐曲的中段。徘徊：指乐曲旋律回环往复。

　　6、慷慨：感慨、悲叹的意思。《说文》：“壮士不得志于心也。”

　　7、惜：痛。

　　8、知音：识曲的人，借指知心的人。相传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子期死后，伯牙再不弹琴，因为再没有知音的人。这两句是说，我难过的不只是歌者心有痛苦，而是她内心的痛苦没有人理解。

　　9、鸿鹄：据*声《说文通训定声》说：“凡鸿鹄连文者即鹄。”鹄，就是“天鹅”。一作“鸣鹤”。此二句以双鸿鹄比喻情志相通的人，意谓愿与歌者同心，如双鹄高飞，一起追求美好的理想。

　　10、高飞：远飞。这二句是说愿我们象一双鸿鹄，展翅高飞，自由翱翔。

　　译文：

　　那西北方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

　　堂皇高耸恰似与浮云齐高。

　　高楼镂着花纹的木条，

　　交错成绮文的窗格，

　　四周是高翘的阁檐，

　　阶梯有层叠三重。

　　楼上飘下了弦歌之声，

　　正是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

　　谁能弹此曲，

　　是那悲夫为齐君战死，

　　悲恸而“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的女子。

　　商声清切而悲伤，随风飘发多凄凉！

　　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荡回旋。

　　那琴韵和"叹"息声中，

　　抚琴堕泪的佳人慷慨哀痛的声息不已。

　　不叹惜铮铮琴声倾诉声里的痛苦，

　　更悲痛的是对那知音人儿的深情呼唤。

　　愿我们化作心心相印的鸿鹄，

　　从此结伴高飞，

　　去遨游那无限广阔的蓝天白云里！

　　赏析：

　　慨叹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汉末文人，面对的却是一个君门深远、宦官挡道的苦闷时代。是骐骥，总得有识马的伯乐才行；善琴奏，少不了钟子期这样的知音。壮志万丈而报国无门，——在茫茫人和事，没有什么比这更教人嗟伤的了。

　　此诗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

　　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

　　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的（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

　　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什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吧。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传说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

　　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对于读者来说，便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是无限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

　　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但“摹写声音，正摹写其人也”（张庚《古诗十九首解》）。读者从那琴韵和“叹”息声中，能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位蹙眉不语、抚琴堕泪的“绝代佳人”的身影。但妙在诗人“说得缥缈，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罢了（吴淇《选诗定论》）。当高楼弦歌静歇的时候，楼下的诗人早被激得泪水涔涔：“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人生不可能无痛苦，但这歌者的痛苦似乎更深切、广大，而且是那样难以言传。当她借铮铮琴声倾诉的时候，当然希望得到“知音”者的理解和共鸣，但她没有找到“知音”。这人世间的“知音”，原本就是那样稀少而难觅的。如此说来，这高楼佳人的痛苦，即使借琴曲吐露，也是枉然——这大约正是使她最为伤心感怀、再三叹自的原故罢。但是，诗人却从那寂寂静夜的凄切琴声中，理解了佳人不遇“知音”的伤情。这伤情是那样强烈地震撼了他——因为他自己也正是一位不遇“知音”的苦苦寻觅者。共同的命运，把诗人和“歌者”的心连结在了一起；他禁不住要脱口而出，深情地安慰这可怜的“歌者”：再莫要长吁短叹！在这茫茫的人世间，自有和你一样寻觅“知音”的人儿，能理解你长夜不眠的琴声。“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意谓：愿我们化作心心相印的鸿鹄，从此结伴高飞，去遨游那无限广阔的蓝天长云！这就是发自诗人心底的热切呼唤，它从诗之结句传出，直身着“上与浮云齐”的高楼绮窗飘送而去：伤心的佳人呵，你可听到了这旷世“知音”的深情呼唤？正如“西北有高楼”的景象，全是诗人托化的虚境一样；人们自然明白：就是这“弦歌”高楼的佳人，也还是出于诗人的虚拟。细心的读者一眼即可猜透：那佳人实在正是诗人自己——他无非是在借佳人不遇“知音”之悲，抒写自身政治上的失意之情罢了。不过，悲愤的诗人在“抚衷徘徊”之中会生此奇思：不仅把自身托化为高楼的“歌者”，而且又从自身化出另一位“听者”，作为高楼佳人的“知音”而？[欷感怀、聊相慰藉——透过诗面上的终于得遇“知音”、奋翅“高飞”，人们感受到的，恰恰是一种“四顾无侣”、自歌自听的无边寂寞和伤情。诗人的内心痛苦，正借助于这痛苦中的奇幻之思，表现得分外悱恻和震颤人心。吴淇称《古诗十九首》中，“惟此首最为悲酸。”甚是。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