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志南的古诗大全

虞世南蝉古诗译文（唐诗蝉虞世南解释）

这两句诗出自初唐名臣虞世南的名作《蝉》。

赏析这首诗和李白的诗有点不同，因为诗仙大家都熟悉，直接讲背景、创作意图、文字结构、内容意境就可以。而对于这些名气稍小的，我们就先来聊聊诗人。

有些朋友可能对虞世南不是很熟悉，《蝉》可能学过，但是诗红人不红，远不如李白、杜甫、王维那么知名。这不是学诗者的问题，因为虞世南的成就重心本来就不在诗文，除了是隋唐名臣之外，我们总结他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他的名号也是在另外一个领域里称雄。

在书法界，如果我们不知道虞世南，那就是个笑话了。

初唐主要是楷书行世，最有名的当属欧阳询，我们*时称“颜体”、“欧体”，那是自成一家的体式。虞世南在书法史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初唐书法有四大家：欧阳询，褚遂良，薛稷，虞世南，日本学界则称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为“初唐三大家”。虞世南曾经拜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为师，深得王羲之书法真传。

虞世南原本是南朝的陈朝人，历隋入唐。他是浙江慈溪人，出身很高，曾求学于大学问家顾野王、徐凌，尽得真髓。这个徐凌，就是和庾信比肩的南朝文人，他们两个再加上各自的父亲，庾肩吾、徐擒共同形成了一种诗文风格，称作“徐庾体”，而这正是“宫体诗”的别称。我们又称作“齐梁宫体诗”，或者直呼“齐梁体”。

所以虞世南的老师是宫体诗大家，那么他的诗文是否继承了宫体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特色呢？是有的，幸运的是他所在的时代发生了巨变，虞世南的个人经历导致了文风的变化。

他的仕途生涯是丰富的，早期在陈朝担任西阳王幕僚。陈朝灭亡后，他和哥哥虞世基一起进入隋朝京师长安，成为“北漂”，其实是灭国之臣。江都事变后，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虞世南跟随到聊城，随后宇文化及兵败被杀，他又被窦建德抓获。两年后，秦王李世民灭窦建德，虞世南进入秦王府，终于遇到了正主。他个子矮小，但是性格直爽敢言，就像魏征一样敢于直谏，加上文采飞扬，因此深受李世民器重。

李世民对虞世南是非常敬重的，以至于后来修建“凌烟阁”，入阁二十四位大功臣，虞世南是排上了号的。这是非常了不得的荣耀，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开国十大元帅之类的排名。

一生功名，混到凌烟阁，也算是再无高处可去了。

但是对于虞世南个人来说，未必就很爽。为什么呢？因为他老是被灭国。就算在新朝当官，新皇帝对他非常器重，而实际上虞世南在旧主不断灭亡的过程中是遭受了一次次心理打击的。这种感觉就在虞世南的诗文中若隐若现，虽然不能明言，但是整体的风格、气度可以感觉得出来。

我们具体来看这首《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首诗看起来很像五绝，唐诗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因为当时虽然没有*仄的概念，但“永明体”已经开始按照四声对格律作出要求。所以诗的音律是清朗通顺的。

我们看内容。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緌，读ruí，因为这个字不常用，左边的绞丝旁没有简化，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还是要写原字。古代的官帽垂着两根带子，就叫緌，这里是指蝉头上的两根触须。“饮清露”，我们今天都知道蝉是通过嘴扎入树皮吸取树汁生存，但是古人不清楚，他们认为蝉就是靠饮露水活的。“流响”，就是蝉发出叫声。这两句就是写蝉的形态。

鸣蝉饮用清纯的露水，发出的叫声从稀疏的梧桐叶中传了出来，飘得很远。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藉，在这里念jiè，就是凭借的意思。声音传得远，并不是借助了秋风，而是因为我自己站得高。

我不需要借助别人，凭我自己的能力，就能让声名远播。这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体现。

蝉这种昆虫，在大自然中来说是一种微弱的生命，一直并不为文人重视。而将蝉写出独立人格，就是从虞世南开始。后来的骆宾王、李商隐都曾经咏蝉，虽然味道各有不同，但是也算是在咏物诗中开出一个类别来。这就得益于虞世南写蝉，写出了一种不凭借他人力量，不巴结谁，全靠自身实力的高傲精神。

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借物自旷，就是咏物诗的存在基础。看起来是在写蝉，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这首诗在虞世南，就是写出了文人独立、清高的一面，而这种感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都没有。因为这是虞世南的生活经历、生活背景所决定的。

他有实力清高，他也想清高。

《在狱咏蝉》主要是抒发自己被冤枉下狱：“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一腔心思，无人可诉，诗意一发不可收拾，纵横而不低垂。正是这裂帛一问，将自我高洁表露无遗，也因此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世文人所喜爱和引用。

而李商隐的《蝉》则偏重于对个人仕途不顺，生活挫折郁闷情绪的抒发：“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本来就因为栖身高枝之上难以饱腹，即使悲鸣不断却无人同情。因为吃不饱而悲鸣，这里是诗人的自身生活的映射，因为志气高洁，不同流合污，导致生活艰难，多方求助却无人关照。

“咏蝉三绝”中，骆宾王、李商隐的书写角度、出发点不一样，所以也很难写出虞世南的“清高之气”。因为虞世南的身份不一样，他的清高之中透着一份自得，就是自视甚高。第四句提到秋风，实际上蝉到了秋天，基本上就没戏了，这也是秋蝉普遍带有悲伤、悲凉之气的原因。但是虞世南的诗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那是因为他过得不错，虽然三朝之臣，但是三朝的君主都是相当地厚待他。

他只是在心里隐隐有一丝丝寒凉。我们从这首小诗也很明显能感觉出来，“清露”、“疏桐”、“秋风”这些意象的联结，透露出虞世南心境的清冷。他虽然有才而自负，却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在文字中自带了一丝淡淡的忧伤。

在几个朝代更替中，他屡次背离旧主，人生定位上可能自己把自己看作一个投降派，而受到的教育，让他无法完全抽离传统观点而释怀。被抓了两次，国家被灭了两次，都跟着胜利者继续当官，这对正统文人之骨来说，可以算作是耻辱。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很重的“臣为君死气节高”的概念，但总归是不让人愉快的。

我们读懂了虞世南这个人，就会发现这首小诗，不但清高，还有一丝无能为力的自旷在里面。

而这种意在言外、言在诗外的特性正是唐诗的未来。

虞世南的蝉，清高，自负，骨气，却透露出一丝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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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别业_古诗绝句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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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的译文和注释（江南春古诗意思全解）

江南春

【作者】杜牧 【朝代】唐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名词解析：

莺啼：即莺啼燕语。

山郭：靠山的城墙，此处指城镇。郭：古代在城外修筑的一种外墙。

酒旗：酒帘，高悬在酒店外的标志。

南朝：东晋后在建康（今南京）建都的宋、齐、梁、陈四朝合称南朝。当时的统治者都好佛，修建了大量的寺院。

四百八十寺：南朝皇帝和大官僚好佛，在京城（今南京市）大建佛寺。据《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这里说四百八十寺，是大概数字。

楼台：楼阁亭台。此处指寺庙。

烟雨：细雨蒙蒙，如烟如雾。

背景解析：

这是一首素负盛誉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故题为《江南春》。

译文：

千里江南，到处莺歌燕舞，有相互映衬的绿树红花，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有临水的村庄，有依山的城郭，到处都有迎风招展的酒旗。昔日到处是香烟缭绕的寺庙，如今亭台楼阁都沧桑矗立在朦胧的烟雨之中。

赏析1：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象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是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这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其实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厌恶。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尔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表达了作者的情绪很中性，既无明显的憎 ，也无明显的恶，仅仅是在单纯地写景、咏春。

赏析2：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诗中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这首诗四句均为景语，有众多意象和景物，有植物有动物，有声有色，景物也有远*之分，动静结合，各具特色。全诗以轻快的文字，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而又有气魄的江南春画卷，呈现出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出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千百年来素负盛誉。

　　首句“千里莺啼绿映红”。诗一开头，诗人放开视野，由眼前春景而想象到整个江南大地。千里江南，到处莺歌燕舞，桃红柳绿，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在写作上，诗人首先运用了映衬的手法，把“红花”与“绿叶”搭配，并用一个“映”字，从视角上突出了“江南春”万紫千红的景象。同时，诗人也从声音的角度，通过听觉，表现出江南春天莺歌燕舞的热闹场面。诗句中的“千里”下得很妙，也很分量，不但空间上扩大诗歌的审美境界，而且为后面的描写奠定了基础。

　　第二句“水村山郭酒旗风”。“山郭”山城。指修建在山麓的城池。“酒旗”指古代酒店外面挂的幌子。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在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到处都有迎风招展的酒旗。这里，诗人运用了列锦的修辞手法，描写了进入眼帘的物象——水村、山郭、酒旗。这几个物象由大到小，不但表现出一定空间位置，突出了“村”和“郭”依山傍水的江南独有的建筑特色。特别是一个“风”字，不但增添了诗歌的动态感，而且更好地突出了“酒旗”，从而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底蕴，人文气息。

　　第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南朝”指东晋以后隋代以前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形容佛寺很多。因为那时，南朝佛教非常盛行，寺庙也建得很多。这句意思是说，南朝遗留下了四百八十多座古寺。这里，诗人在“水村山郭酒旗风”上一转，视线集中在“寺庙”上，想象空间拉大，思维回溯到“南朝”，这样，给增强了诗歌历史文化意蕴，而且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同时，诗人用“寺”代指佛教，并用“四百八十”这个虚数来修饰，不但使诗歌富于形象感，也照应着首句中的“千里”，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了南朝时代佛教盛行的状况，并为后面结句中的抒情奠定基础。

　　第四句“多少楼台烟雨中”。“烟雨”即如烟般的蒙蒙细雨。这句的意思就是说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这里，诗人不用“寺”，而又改换成了“楼台”，这不仅是为了避免用词重复，更主要的是适应“烟雨”这样的环境。在这里，诗人通过虚实结合，有眼前而历史，内心无比感慨——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朝代的更替也是必然的。这里，诗人以审美的眼光，欣赏着江南春的自然美景；诗人以深邃的思维，穿过时空，感悟历史文化的审美意义。

　　杜牧特别擅长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描绘一幅幅绚丽动人的图画，呈现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启迪。《江南春》反映了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审美是超越时空的、淡泊洒脱的、有着儒释道与禅宗“顿悟”的思想，而它们所表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写意的诗情。

　　赏析分歧

　　关于《江南春》绝句的主旨，有没有借古讽今是分歧较大的地方。

　　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所处时代的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或认为主旨在尚儒排佛，表达对统治者治国乏术和佛道误国的忧虑；或认为主旨在借古讽今，讽谏统治者大兴土木滥修佛寺会造成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加重社会危机。他们认为晚唐诗人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审美之中不乏讽刺，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

　　有的研究者不以为然。他们只是认为这首诗只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了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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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古诗南轩松

此诗的前六句，重在描绘诗人所见“孤松”之景，写“孤松”枝叶繁茂、清风中显得那样潇洒自得；“孤松”苔绿叶翠，秋烟中更添膘胧之美。这给人以孤傲自恃，超然物外的感觉。末二句，侧重体现出诗人不满足于“孤松”的潇洒自得，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唐）范传正《李白新墓碑》所谓：“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之意。这种情感，显然是诗人虽来得重用，却时时怀有凌云壮志渴望施展的内心情怀的一种“借越发挥”。

　　此诗借用“孤松”、“清风”、“游云”、“日夕”、“苔绿”、“秋烟”、“苔绿”、“云霄”、“染”、“凌”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侧面衬托出“孤松”潇洒高洁、顽强挺拔的品性，表现出诗人不满足于“孤松”的潇洒自得，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表达了诗人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道明诗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整理：zln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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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志南古诗翻译（绝句志南诗词鉴赏）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名诗。诗僧志南亦因这首描写二月春景的诗而名留千古。

首二句写诗人的行踪，尾二句写诗人眼中的春光。首二句用笔精妙，予人以清凉幽静的美感：斑驳的古木、汩汩的溪水、轻巧的篷船、虬曲的杖藜、古朴的小桥和无事的老僧，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游春图。一句“杖藜扶我过桥东”，诗意地表现了禅宗所崇尚的物我合一的佳境。尾二句造语疏清，予人以清新悠然的体味：小桥东边，杏花如烟，杨柳如线，细雨如酥，和风如丝。那杏花烟雨，欲沾人衣而不湿，何其令人惬意；那杨柳和风，吹在脸上凉美而不觉寒冷，它们是何等善解人意。这清凉的春意，不正是春天清凉的禅意的昭示么？这迷人的春景，正是诗人眼中迷人的禅境。

在诗人眼中，禅就在古木中、溪水里、篷船上、杖藜头，在小桥东边，在老僧心头，在杏花雨中，在杨柳风里，在那沾而欲湿的凉意中，在吹面不寒的清柔里，禅就是春天，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绝句，就是诗！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不说理，也不说禅，却极有禅趣，本诗可谓是自然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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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江南

　　《江南》

　　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注释：

　　1、汉乐府：原是汉初采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称为乐府诗。

　　2、田田：荷叶茂盛的样子。

　　3、可：在这里有“适宜”、“正好”的意思。

　　译文：

　　江南又到了适宜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的嬉戏玩耍。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又忽然游到了那儿，说不清究竟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是在南边，还是在北边。

　　赏析：

　　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

　　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荷叶，莲叶下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还有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声笑语，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意思。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

　　读完此诗，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自己的心情也随着变得轻松起来。

　　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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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秦雪》古诗

《南秦雪》古诗

　　《南秦雪》这首诗体现了诗人的深切感情，我们一起来看看《南秦雪》的.原文及作者简介。

　　《南秦雪》原文

　　帝城寒尽临寒食，骆谷春深未有春。

　　才见岭头云似盖，已惊岩下雪如尘。

　　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银。

　　飞鸟不飞猿不动，青骢御史上南秦。

　　《南秦雪》译文

　　以前我曾经做过西邑的小吏，经常从骆口去南秦。

　　那个地方气候阴冷多下雪，二月时山中寒冷少有春意。

　　我想起旧事仍然感到有点惆怅，你初出远门一定非常辛苦。

　　由于天气寒冷那愁猿不会叫，如果听到猿叫更让人忧愁。

　　《南秦雪》作者简介

　　元稹(779年-831年，或唐代宗大历十四年至文宗大和五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洛阳人(今河南洛阳)。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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