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里关于科举考试的古诗

古代科举考试童生试

古代科举考试童生试

　　科举制度是古代*及受*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古代科举考试童生试，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童生试（tong sheng shi）：明、清以两代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考试。简称童试，亦称小考、小试。应考者称童生，亦作儒童、文童。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清两代以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考试。简称童试，亦称小考、小试。应考者称童

　　生，亦作儒童、文童。未被录取者虽至白首，不改童生之称，童生试包括县试、府（或直隶厅、州）试与院试三个阶段。每三年举行两次。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院试录取者为生员，送入府、县学宫，称入学。岁考、科考则为考核已入学的.生员的考试。《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分类

　　童生试，是明清两代取得生员的入学考试，可分为县试、府试、院试，是读书士子的进身之始。

　　县试

　　多在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一般考五场，分别考八股文、试贴诗、经论、律赋、策论等。县试要求有4名村庄里的人和1名秀才保举，方可参加考试。

　　府试

　　多在四月举行，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县试已录取的士子得以参加，连考三场。府试要求5名村里的人和一名秀才保举，方可参加考试。府试通过者方可参加院试。

　　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

　　有些读书人要多次尝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间广东曾经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

　　院试

　　是童试的最高一级，它由学政主持。院试要求有6名村里的人和2名秀才保举，方可参加考试。院试通过者才可进入官方学校，成为一个地方生员。

　　清朝院试三年两试，一为岁试，一为科试。逢寅、审、巳、亥年举行“科试”，逢丑、未、戌、辰、年举行“岁试”。童生可在三年内参加一次科试和一次岁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

　　院试录取者即可进入所在地、府、州、县学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生员分廪生、增生、附生三等。

　　成绩最好的称“廪生”，可自公家领取廪米津贴，谓之廪保，又称廪膳生。其定额甚严，每年都要考列三等，通过考试才能保有食廪资格，故为诸生之首。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童子应试，必须由该县的廪生保送，乃得入场。

　　其次称“增生”，“增广生员”的简称，是指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故称增生、增广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

　　三是“附生”，“附学生员”的简称，增生外再增名额，为诸生之末，故称附学生。凡生员初入学，尚未取得廪生、增生资格的生员皆称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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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考试简介

清朝科举考试简介

　　文字像精灵，只要你用好它，它就会产生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无论我们说话还是作文，都要运用好文字。只要你能准确灵活的用好它，它就会让你的语言焕发出活力和光彩。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清朝科举考试简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1905年9月2日，*、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贡士，贡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科举内容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殿试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拓展：科举考试是哪个朝代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正式诞生于隋炀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叫试策。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变化有过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对于科举的开创，史学界有异议。历史学家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

　　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否认隋代有进士和进士科之说，他的理由亦有二：一是遍考《隋书》和隋代文献，虽然记载了开皇和大业中所举的众多科名，却未见进士科之名，也未见进士科考试之实；二是在唐、五代文献中所载隋进士有房玄龄、温彦博、侯君素、孙伏伽、张损之、杨纂等6人，可是经过考证、除杨纂的进士身份，因文献阙如，无从查考外，其余5人不是查无实据，就是以时制比附古制，将隋代以秀才、明经科察举为官，比附成进士科登第，唐代虽有进士科开创于隋的记载，但也有进士科开创于唐的记载，所以他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进入80年代，有学者著文指出：要确定科举制度起源于何时，首先要把握住它区别于其他选举制度的特殊本质，也就是解决什么是科举的问题。何忠礼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至于史书所载隋代已有进士科的说法，也查无实据。因此，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

　　科举考试的发展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创立完善科举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得到正式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科举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永制。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射、马枪、负重摔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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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举考试的古诗词有哪些 古诗词大全最新整理

1.《登科后》唐朝

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出城》唐朝

李贺

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入乡诚可重，无印自堪悲。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

3.《送丘为落第归江东》唐朝

王维

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

4.《送沈亚之歌·并序》唐朝

李贺

文人沈亚之，元和七年以书不中第，返归于吴江。吾悲其行，无钱酒以劳，又感沈之勤请，乃歌一解以送之。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紫丝竹断骢马小，家住钱塘东复东。…

5.《喜张沨及第》唐朝

赵嘏

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

6.《赠孙绮新及第》唐朝

李商隐

长乐遥听上苑钟，彩衣称庆桂香浓。陆机始拟夸文赋，不觉云间有士龙。

7.《海上生明月·科试》唐朝

李华

皎皎秋中月，团团海上生。影开金镜满，轮抱玉壶清。渐出三山岊，将凌一汉横。素娥尝药去，乌鹊绕枝惊。照水光偏白，浮云色最明。此时尧砌下，蓂荚自将荣。

8.《和主司王起 / 一作奉和主司王仆射答周侍郎贺放榜作》唐朝

卢肇

嵩高降德为时生，洪笔三题造化名。凤诏伫归专北极，骊珠搜得尽东瀛。褒衣已换金章贵，禁掖曾随玉树荣。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间营。

9.《重登科》唐朝

杜牧

星汉离宫月出轮，满街含笑绮罗春。花前每被青蛾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10.《登第报家人》宋朝

董德元

御笔封题墨未乾，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若问登科事，便是当初老榜官。

11.《送李亿东归》唐朝

温庭筠

黄山远隔秦树，紫禁斜通渭城。别路青青柳弱，前溪漠漠苔生。和风澹荡归客，落月殷勤早莺。灞上金樽未饮，宴歌已有馀声。

12.《柳下暗记》唐朝

李商隐

无奈巴南柳，千条傍吹台。更将黄映白，拟作杏花媒。

13.《考试局与孙元忠博士竹间对窗夜闻元忠通书声·屋山啼乌儿当归》宋朝

黄庭坚

屋山啼乌儿当归，玉钗罥蛛郎马嘶。去时灯火正月半，阶前雪消萱草齐。

14.《考试局与孙元忠博士竹间对窗夜闻元忠通书声·勃姑夫妇喜相唤》宋朝

黄庭坚

勃姑夫妇喜相唤，街头雪泥即渐乾。已放游丝高百尺，不应桃李尚春寒。

15.《考试局与孙元忠博士竹间对窗夜闻元忠诵书声》宋朝

黄庭坚

南窗读书声吾伊，北窗见月歌竹枝。我家白发问乌鹊，他家红妆占蛛丝。

16.《考试毕登铨楼》宋朝

梅尧臣

春云浓淡日微光，双阙重门耸建章。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

17.《抚州吴茂荣挽诗·世已尊科举》宋朝

项安世

世已尊科举，人多失老成。行书周族党，身欠汉公卿。犹藉千年润，能傅万壑清。怆怀非一士，何恨不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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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历史考试反思

初一历史考试反思

　　反思意为自我反省，比如考试后，老师叫学生写的“反思”，大体意为对自己的考试所作出的评价以及对以后学*方法的修改。字数可以不多，但是要深刻。

　　*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史前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早期文化多元发展、互相渗透、融聚一体，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初一历史考试反思（通用6篇），供参考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上周四我进行了初一历史第三单元测试，考试前满怀信心，觉得学生应该能考好，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把第三单元已经复*了一周多的时间，可以说复*时间充足；

　　第二，考试前学生说材料解析题不大会做，我在考试前一天印了一张材料解析题的复*题，内容都是第三单元的，所以这两个原因的存在，我觉得学生应该可以考好，因为第三单元一共8课，内容有限。但是考试后让我大吃一惊,两个班最高分84，最低10分，及格人数不到三分之一，我真不能理解。

　　这两天我一直反思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想可能与以下问题有一定关系。

　　初一历史教学主要讲述是*古代史的内容，时间间隔长，学生了解不多，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古文材料，初一学生的能力看不懂，在以往的教学中很多时候都是教师“一言堂”，这其中古人的思想问题的教学更是许多老师的难题，讲深了学生不易理解，讲浅了学生没有掌握。所以在教学思想问题时更需要教师灵活应用教材，结合背景材料，最好能应用计算机课件，积极创设教学情景，让学生能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提起学生的兴趣，使他们主动学*。

　　我发现造成学生丧失学*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教师没有给予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学*的动机和机会，学生的学*缺乏必要的成功激励；

　　（2）教师在教学设计中缺少悬念和情景，没有找到学生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让他们进行分析与探究；

　　（3）不能灵活使用教材，缺乏培养学生自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教学设计；

　　（4）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死记硬背、机械训练，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体现不够。

　　考试已经落下帷幕，为了更好地安排下半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在此特对期中历史试卷的考试情况进行分析。

　　初一历史试卷共三道题，分别为单选题、材料分析题、问答题，共计100分。就试卷难易程度来说，这张卷子难易度适中。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题为选择题，主要考核的就是学生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基础知识点包括这些：课本上的图文如4题，考核唐朝都城长安的城市*面图；文本中每一课的具有总结性的小标题如3题，唐太宗奠定贞观之治的两大基石是虚心纳谏、知人善任；还考查了相关的历史典故：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与哪个有关？总的来说，选择题的难度并不大。尽管试卷难度不大，学生的答题情况并不理想。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学生根本不重视这么课程，作为这么课程的任课教师，我认为学生出现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本人认为，任课老师再兢兢业业，学生手头没有配套的练*，这都很难让学生主动的'去学*这们课程。因此借这个机会我想跟领导说说我的心声：给初一的政、史、地、生都配上相应的资料吧。其次就是任课教师教学任务没有落到实处即没有适量的练*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

　　第二答题共两个小题：第1题，考查的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知识。知识点学生并不陌生，但材料是以图表的形式展现的，由于学生还没有具备一定的分析图表的能力，加之学生根本没有识记这个知识点，因而这道题的答题情况非常的糟糕。第2小题，考查的是隋朝大运河的知识。试题给出大运河的图片，结合图片来答题。这题考查的也是课本的基础知识，最后一个问题属于开放性试题，学生可以自由的发挥。因而这张卷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优越性即学生有话可说，学生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学生答题的情况分析，这道题的得分率不是很高，能够难道一半分数的同学不到一半的学生。基于这样的现实，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得调整自己的方法。

　　第三题为问答题即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唐朝经济繁荣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就题目来看，难度并不大，聪明的孩子能够从试卷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值得高兴的是，这道题大部分学生都动手写了，不再给老师留空白卷子。这道题12分，我认为这么大的分值，就单单一个问题，这不利于初一的学生得分，希望以后初一的最后一题能够分成几个小题来分析。

　　关于这次测验，学生的成绩分布主要有以下情况：

　　初一三个班的历史科目及格率均不到百分之五十，每班的优秀率均不足百分之二十。面对这样的成绩，作为任课老师，我将采取一定措施，努力提高学生的历史成绩。

　　转眼间，我成为初一学生已1个学期了。回首这学期，心中就产生了许多感触。这学期中经历的每一天，都已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因为这些印记见证我这样一个新生的成长。现在我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许多事情，但是仔细琢磨后又不尽然。或许在以后也会嘲笑现在的渺小，但我们不得不笑着回首我们所走过的路、这次考试，我总结反思了以下的点滴：

　　在学*上，我深知学*的重要性。我认为面对知识就是力量，离开了知识将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人。

　　中学时代是学*现代科学知识的黄金时代，我应该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知识是无价的。合理安排时间，调整好作息时间，分配好学*、工作、娱乐的时间。时间是搞好学*的前提与基础，效率和方法更为重要。其次，要保质保量的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认真对待考试，考前认真复*。积极阅读课外书籍，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抓住点滴时间学*。

　　经常提出问题，与同学讨论，向老师请教；搞好师生关系，师生相处得融洽和睦；在这次期中考试中，尽管感觉良好，但还是不理想的地方，仍需继续努力，抓紧自己的学*。知识无止境，探索无止境，人的发展亦无止境，我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学*。我要确定未来的发展目标，我也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当然，这需要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同学们的真诚帮助我要努力。

　　这次历史考试，我们班的成绩很差，我的成绩也很差。看着那两个并列在一起的“6”字，就觉得自己很惭愧。以前从没有试过那么差，这次竟然掉在了及格线左右。努力和成功往往成正比的，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失败了，我不能去找籍口，因为我只可以去找原因。

　　考试前的几节课，我都没有心机去听课，有一次还趴在桌子上睡觉。所以，“改革开放”以及后面的几节课都只略知皮毛，记不住一些重要信息。还有一些选择题的知识，本以为自己记得住就不去背。后来，填到那些题目，才发觉自己错了，才知道自己不是记忆天才，所有知识都要背下来记住。考试靠运气是不可能的，所以答案毫无悬念地错了。还有一些老师讲过的练*题目，自己也不用心听，总以为自己看到题目就会理解的了。呵呵，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了，不是理解就知道的；历史人物的举动，也不是我这种*民可以理解的。最后，开放深圳有什么意义的这一题，胡乱写一些东西上去，又是得到一个交叉。就这样弄掉我不少的“**”了。

　　如果说这是一些原谅的错误，那么接着的错误就是不可原谅的！我写完了前面的那一面后，就天真地以为写完了，没有题目了，轻松了！于是，我就这么轻松地睡一觉。到了最后一分钟，我不经意翻了一下背面，还有几道题，14分啊，但是现在发现已经晚了！铃声响起……

　　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认真一点听课就可以追上去，希望这可以成真。

　　这一次历史的期中考试，全班的成绩都不理想，当然，也包括我。老师这么辛苦地教育我们，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掌握到知识吗？让我们考试有一个好成绩吗？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考一个这么差的成绩，这样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家长。

　　考试是为了检验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虽然说，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可能有不细心的原因在里面，但是，绝大部分还是该掌握的知识掌握得不够牢固。

　　我知道，要想取得良好的成绩，必须先要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时，课前要认真预*，不懂的地方要做好标记，先自己独立思考，实在不懂上课的时候再拿出来讨论。上课要认真听讲，做好笔记。课后要认真复*，应该要背的概念和公式一定要记牢。甚至还可以做一些比较灵活一点的题目，当然，这是在对于基础完全掌握的情况下才做比较难的题目。这样的话，考试的时候要想取得一个优秀的成绩就并不难了。

　　虽然说，有了良好的基础，考出一个优秀的成绩并不难。但是，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需要我们去克服，那就是：粗心。考试要做到认真审题、仔细答题、做完检查这三点。考卷里会有陷阱，所以一定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老师，我一定会按照我自己上面所说的去做。让自己把应该掌握的知识掌握牢固，考试时取得一个优秀的成绩，这样才对得住自己，对得住老师的辛勤教育！

　　初一期末考试又结束了，为了今后的教学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下面就这次期末考试的情况作以简单分析：

　　一、教师方面：

　　1、课时和内容所限，任务重，为了加快总复*的速度，在11月份中旬学完九年级上册的内容，我没给学生复*历史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在课后复*。导致学生对于整节内容不能形成系统的认识，影响了他们对教材内容的掌握。

　　2、督促检查的力度不够。

　　3、历史故事虽能调动学生兴趣，但有时占用时间太长，课堂上应适度调整。

　　学生方面：从试卷看，主要失分是材料1有的学生理解有误，没有抓住中心内容，第一问应是文艺复兴就错，其它问题就全错了；材料2(但这道题不是会考内容)和材料3两个作用和意义。问答题主要失在美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二、学生方面：

　　1、史实不清，是致命的弱点。

　　2、部分学生态度不端正。或不重视，或认为历史很好学，不过背背而已，就是落下也能很快赶得上。

　　3、解题技巧的欠缺。表现在如何从四个选项中找出最佳项，提高正确率；如何审好题，做到紧密结合题目要求作答；如何合理安排卷面，尽量多得分等等。

　　4、看书不细。未能听进老师的忠言相告，一相情愿地以为这儿不考，那儿不考，存在侥幸心理，结果遭受沉重一击。

　　5、不会读书。学生*惯了把一节教材从头念到尾，而较少注意抓住历史发展的脉搏，体味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领略历史的博大与精深。

　　6、学生自主学*能力差，奴隶性强，不肯下工夫，主动去背去记极性差，这是成绩不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三、今后的措施：

　　1、进一步提高课堂效率，采取及时反馈抽查。考试后，我改变了教学方法，采取边复*边抽查。经过验证，每讲一个知识点，我进行重复后，然后，让学生记忆，再抽查；这样做，不仅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进一步牢固地掌握知识，而且课堂气氛紧张，学生生怕漏听了而使自己起来丢脸，因而，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课堂效果非常好。

　　2、加强课后的巩固记忆程度，采取做练*的方法。同时要求学生避免照抄照办的现象再次发生。

　　四、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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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兄弟科举考试是如何作弊的？

　　苏轼这个人，除了仕途不顺，常遭人暗算外，可以说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奇才。喜欢诗的都知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喜欢词的人都知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喜欢书法的都知道“苏黄米蔡”以苏为首;喜欢美术的都知道“成竹在胸”的典故;吃货们都知道“东坡肉”的美妙;浪漫的都知道东坡也有风流时;就连科举考试这么严肃的事，他都敢耍把戏。难怪恨不得将他整死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才。

　　可是这个奇才却先后两次在科考时作弊，先说兄弟二人在四川乡试时是如何作弊的。乡试的时候，苏轼和苏辙被安排在对角的两个座位上，苏轼接题一看，傻眼了。考题出自哪部书，完全记不起来了。那时的科考，如果不知道考题的出处，别想写出半个字来，可不像如今有什么选择题、填空题。钭对面的苏辙见他哥哥抓耳挠腮，很想帮他一把，可监考人的眼睛鼓得比牛眼还大，作弊不容易呀!到底是苏家兄弟，弟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只见苏辙不慌不忙拿起笔管子，好像看笔似的，轻轻地吹了几下，苏轼何等聪明，只一看眼，便喜出望外，于是奋笔疾书，即时交卷，并得了高分。您能猜出这个弊是怎么做的吗?原来，苏辙吹笔管子，是在告诉他哥哥，考题出自《管子》的注文，笔管子不就是“管子”嘛(见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已经做了小官的苏轼兄弟又参加了制科考试(一种由皇帝亲自出题的特殊考试制度)，这回轮到哥哥帮弟弟的忙了。此次考题有一道是：《礼义信足以成德论》，该苏辙弄不清出处了。哥哥连忙想辙，只见苏轼假装发怒，朝监考官吏索要砚台，边拍桌子，边小声骂道：“小人哉!小人哉!”苏辙一听，马上明白此题出自《论语》的“樊迟学稼”注。这是孔子骂樊迟的一句话：“小人哉，樊须也!”结果，兄弟二人又双双高中。

　　看奇才苏轼兄弟，连作弊都作得那么高明，能不令人眼红吗?

　　下面再讲苏轼兄弟几件奇闻趣事：

　　其一，道化童蒙：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时在家乡今四川省眉县天庆观读书，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当时张易简道长收的学生有几百人，苏轼是倍受张道长青睐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后来载入《仙鉴》的知名道士陈太初。据东坡《志林》记载，在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时，他的老同学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

　　由于苏轼自小受道教的启蒙教育，他的一生对道教情有独钟，常穿道袍，游访道士。如《放鹤亭记》对道人张天骥大加赞赏，而《后赤壁赋》又以道人入梦结尾。在他被贬谪时，仍然给许多道观、道堂撰文，于是有了《众妙堂记》、《观妙堂记》、《庄子祠堂记》等美文。在《众妙堂记》文中，他讲述了梦见自己的老师张易简道长，并深受教诲之事，可见道教对其影响之深。

　　苏辙在《龙川略志》开篇即言梦见小时读书天庆观之事，梦中的苏辙通过与老子像的对话，泄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天道报应现象：不杀生可以长寿。

　　其二，程苏结怨：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朝廷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曰：“是日哭则不歌”，即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便是苏轼与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其三，美食大家：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其四，雷州西湖：宋绍圣七年(公元1100年)，苏轼从惠州(今广东惠州)贬移至儋州(今海南儋州)，经千里跋涉，途经雷州(今广东湛江雷州)，有幸与贬谪雷州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于罗湖泛舟，苏轼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万山第一”四字，便是此时此地写就。写罢，苏轼仍然游兴不减，把雷州罗湖当成了杭州西湖。此后，雷州罗湖便被当地百姓称为“雷州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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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诗词里的科举

探讨诗词里的科举

　　科举其实是作诗的好题材。考试本身当然比较枯燥，没有什么诗意，但科举给命运带来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则使人心潮涌动，情绪满怀，不禁挥毫赋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登科者洋溢的喜悦。科举是出好诗的，可惜现代的文学史家很少从这个角度着眼。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最后一卷辑录了不少吟咏科举的唐诗，细读中能体会当时科举的具体情形，堪作诗史。“诗”作为“史”的好处是不仅能纪事，还能保存当事人生动鲜活的情感。古人的情感也应该看作是一种珍贵的史料，一种真切的史证。

　　科举确实有戏剧性甚至传奇性，充满奇迹，使人生骤然间根本改变，宛如童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语颇传其神。方干的诗写道：“半日功夫举世名。”“半日”与“举世”的对比使这种戏剧性非常强烈。薛逢诗曰：“正怜日暖云飘路，何处宴风满衣。”失意的徘徊迷茫与得志的精神抖擞就在瞬间切换。这些诗句渲染功名、饮宴之类的虚荣浮华当然不太好，但所折射出的人生变迁的强度却真实可感。这种变迁充满刺激，甚至可以说很激动人心，给社会生活注入了相当的活力。或许这正是科举制度长具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唐语林》记载唐宣宗“爱羡进士”，见朝臣就问是不是科举出身，听见说是就高兴，会追问当时考的什么诗，考官是谁，并“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连皇帝都“爱羡进士”，自己想当进士，说明科举实在是人生的一种高峰体验。

　　科举不是简单的人生变迁，它还是一种社会流动。草根阶层能通过科举上升为政治精英，后来殿试常用的咨语“多士来自田间”并非虚言。岑参有送人擢第后回乡拜亲的诗：“橘怀三个去，桂折一枝将”;“江村人事少，时作捕鱼郎。”这个擢第者大约就是个农家子。钱起也有送人及第还家的诗：“借问还家何处好，玉人含笑下机迎。”这说的也是耕织之家。刘驾《送人及第东归》中有句：“归程不淹留，指期到田园。香醪四邻熟，霜橘千株繁。肯忆长安夜，论诗风雪寒。”荒村与都城、务农与论诗、乡邻与宫殿可以相通达，科举制度带来的政治局面是惊人的。这种社会流动不仅使朝廷能在辽阔的视野下真正选出贤才，能使底层社会的`知识与体验进入高层政治，同时也使大多数人都觉得有出路、有希望，心情*顺，不会有被抛弃感。这应当说是很有现代性的政治因素了。有史家论及“盛唐气象”时曾归因于其时“人的*”;“人的*”在当时当然只能是相对而言，但科举制确实可以看做是对人的一种*。

　　唐代科举重寒门有时甚至有点矫枉过正，有“科第之选、宜与寒士”的理论，这使作为世家子弟的杜牧大为不*，他在《上宣州高大夫书》中严辞质问：“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这也说明科举在唐代是大有益于寒门仕进的。科举同时也促使世家子弟埋头向学，因为考试的竞争激烈而又严酷。刘禹锡的一首送考诗写道：“谁怜相门子，不语望秋山。生长绮纨内，辛勤笔砚间。”他的另一首诗也赞美备考的世家子弟：“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笔痕。”似乎可以不夸张地说，科举考试创造出了一个各阶层都不能自外的“学*型社会”。

　　还是刘禹锡一首送人“赴制举”的诗说得到位：“古来才杰士，所嗟遭时难。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科举制解决了古来才杰之士不得伸张的政治难题，使社会生活为之一新。唐代科考应该说是比较公*的，大家好像也都服气。岑参贺人考中的古诗写道：“君不见三峰直上五千仞，见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辞健笔皆若飞。”读来觉得这是由衷之言。即使落第者也并不埋怨社会，并不迁怒于朝廷，虽然内心难免惆怅、悲伤。温庭筠的七律诗句“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写的就是这种心态。崔涂的《喜友人及第》对自己的落第更显得达观，只是责备自己才学不够，丝毫不怨天尤人：“只应才自薄，岂是命难通。”总的来看科考失败者的心理是*衡的，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常有的被压抑的悲愤。此时的国家即使万方多难也仍然元气充沛。“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这是白居易的《早送举人入试》，让我们看到其时的政治与人生都是生机勃勃的。

　　李书磊：学者，任教于中央党校。从事文化史、文化理论及城市研究，有专著与个人文集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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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参考

历史论文参考

　　在学*、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历史论文参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晋商是*最早的商人，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达到鼎盛，他们“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

　　人们惊叹于他们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广阔的经营领域，并为他们创造的晋商文化所折服。

　　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进取敬业的精神是晋商之魂；为世人所赞叹的大院文化、会馆文化、票号文化等，如今已成为山西乃至中华民族丰富历史文化的瑰宝，倍受世人瞩目。

　　晋商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因晋商的推动而形成、发展、繁荣的山西地方戏曲至今仍在三晋大地上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山西素有“*戏曲的摇篮”之称，明清时期，戏曲演出非常盛行，经久不衰，而且戏种丰富，有梆子腔、太谷秧歌、眉户戏、碗碗腔等多种地方戏曲，其中以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四大梆子最为著名，流播广远，并且对华北地区的其他地方剧种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促成了明清及*代戏曲艺术的繁荣。

　　追根溯源，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的戏剧研究者认为二者的发展是同步的：“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

　　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山西晋中地区有句民谣也揭示了晋商与戏曲艺术的密切关系：“祁太溜子，蒲州戏子。”“溜子”指钱铺、票号，代指晋商。

　　而晋南蒲州地区的戏曲演员众多，被称为“戏窝子”。

　　民间将这二者连在一起，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正是由于许多富有的晋商对戏曲情有独钟，积极出资请班唱戏、承办戏班，支持戏曲演出，才使得许多蒲州籍的戏曲演员红极一时。

　　晋商爱好戏曲，除个人兴趣外；与“演戏酬神”*俗密切相关。

　　“演戏酬神”是山西人纪念、供奉关羽的一种形式，是流行于晋商中的商业*俗。

　　关羽是山西解县人，从明崇祯年间开始，被尊为“关夫子”，成为武圣人，备受朝廷及民间的尊崇。

　　人们对其顶礼膜拜，为其广修庙宇，其中关羽家乡解州的关帝庙被奉为“天下第一武庙”，与曲阜的孔庙齐名。

　　由于是同乡，山西人对关羽自然更加崇拜，奉为保护神，县县建有关帝庙。

　　每逢祭扫、庆典、节日，都要请戏班在关帝庙唱戏，用以酬神，关羽自然是众神之首。

　　有财力的商人便成为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

　　因为，除去与关夫子同乡而对其尊崇外，晋商对关羽还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明清时期，晋商势力迅猛发展，足迹遍布天下，但是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与行商途中的艰辛使得精神慰藉成为晋商不可或缺的需求，于是，山西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忠义神勇的关公便成为晋商的保护神与财神，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

　　为表达对关公的尊崇，财力雄厚的商人自然要在“演戏酬神”中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戏曲的发展。

　　晋商之所以支持山西戏曲的发展，还因为山西戏曲是维系身在异乡的晋商群体的一条精神纽带。

　　明清晋商经商多在千里或万里之外，长时间远离家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自然难以言表，听一听带有浓重乡音的家乡戏可以略减思乡思亲之情。

　　于是，身在异乡的晋商们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商埠所在地演出。

　　山西商人在商业重镇多建有山西会馆，会馆内多筑有戏台，每逢年节便请班唱戏，同乡们借此时机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联络情感，交流信息。

　　晋商以会馆为中心来联络感情，形成团结的群体，维护他们之间感情的最好纽带就是家乡来的东西，会馆戏台上的乡音乡曲正是联结“身在异乡为异”的晋商群体最好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为晋商孤寂苦行的商旅生涯带来一缕清风、一丝慰藉。

　　于是，山西戏曲成为晋商的所爱，晋商的生意到了哪里，山西的戏曲活动就兴盛到哪里。

　　商路即戏路。

　　由于晋商对家乡戏的钟爱，随着商路的拓展，山西戏曲尤其是梆子腔也逐渐走出三晋，传及全国，从而在清朝后期引发了一场梆子戏的盛行热潮。

　　梆子腔又称秦腔，也叫山陕梆子，因其粗犷悲壮，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清初传入北京时并不为士大夫们所欣赏。

　　但由于晋商们不吝重金请班演出、资助捧场，终于在同治、光绪年间，使梆子戏在北京极一时之盛，并进入清宫，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喜爱的戏曲艺术。

　　在北京，义顺和、宝胜和是最为著名的两个梆子戏班，主要演员大多是山西名伶，如三盏灯、盖天红、水上漂等。

　　因晋商的捧场，这些演员名噪一时，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

　　清末民初，天律是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晋商多在此设号，因此，山西戏班及名伶来京演出必到天津。

　　上海的丹桂茶园、群仙茶园、大观园等戏院也经常演出梆子戏，并邀请山西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参娃、自来红等来沪演出，以满足晋商观看家乡戏的需要。

　　张家口是内地与蒙俄的通商枢纽，在这里经商的晋商尤多，所以山西戏曲在张家口颇受欢迎。

　　此外，随着晋商商路的拓展，北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南到四川、云贵，西到甘肃、宁夏、青海，均有山西戏曲的足迹，并且在一些地方曾风靡一时。

　　有人说：凡是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就有山西戏的演出。

　　此话反映了山西戏曲的发展与晋商的密切关系。

　　晋商除邀请戏班演出外，还经常出资自办戏班，到各地演出，使山西戏曲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与提高。

　　第一个组建梆子戏戏班的是榆次聂店富商王钺，他在咸丰年间组建了“四喜班”，不仅请来了盖山西、秃红、一杆旗、一条鱼等名角，还从苏州置办了戏服、行头，该戏班轰动一时。

　　此外，榆次王湖村富商创办的“三合班”、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创办的“小梨园”、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的“太*班”、张家口一带的晋商创办的“狼山戏班”等也名噪一时。

　　除了爱听戏、看戏，有的晋商还会唱戏，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有的晋商甚至还成为票友，粉墨登场。

　　此外，一些晋商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为山西戏曲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祁县富商渠源滏是著名的票友，他对梆子腔极为迷恋，在渠家大院中建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戏台，在这里组建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并经常亲自登台献艺。

　　咸丰年间，他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戏曲演员，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进行探索和改良。

　　祁县富商韩子谦痴迷戏曲，置家族商业于不顾，终日与梆子腔、木偶、秧歌艺人往来。

　　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邀请晋剧(中路梆子)名流聚会，切磋技艺。

　　1925年，韩子谦同时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和北京*民大学新闻系，四年后同时获取两校毕业文凭返晋，专心致力于晋剧艺术的研究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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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史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史

　　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史，欢迎大家分享。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史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的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声乐体裁，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歌词全部来源于古典诗词。*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颂。它以洗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深邃的内涵，传达着*文化特有的神韵。古典诗词作为*文学史上的一颗闪亮“明珠”，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是毋庸置疑的。就音乐创作而言，古典诗词曾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下了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以青主、黄自、赵元任等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选用古代诗词创作艺术歌曲，那些具有*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有更多的作曲家把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宝藏”，那些传颂了千百年的古代诗词几乎成了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粮仓”。本文就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作一番综述和比较，以揭开它那颇具神秘色彩的面纱，使其创作和发展的概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从创作技法上来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技法上大多采用欧洲浪漫派晚期的创作技法。这一时期青主创作了《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这是两首艺术造诣达到较高境界的作品，其中《大江东去》创作于1920年青主留学德国之际，是*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黄自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的声乐作品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黄自以*古代诗人的诗词为题材作曲，谱写了《花非花》（白居易）、《峨眉山月歌》（李白）、《点绛唇·赋登楼》（王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等曲。在这部分作品中他能深刻地理解原诗的含义，并通过音乐给予生动、具体的形象刻画。其中《点绛唇》的音乐充满着宽广的气势和明朗乐观的情愫，是一首富于浪漫主义气息，具有一定民族风格的独唱曲。《南乡子》的音乐则充满着豪壮的气魄和澎湃的热情，是一首富于爱国激情的抒情独唱曲。其他像《花非花》《卜算子》等作品以素雅的笔调、深情优美的旋律、新颖细致的和声进行，勾画出一幅幅*式的恬淡幽静的意境。黄自的这些艺术歌曲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学院式艺术歌曲创作的精品，并对后来许多作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曲家还有江文也、应尚能、刘雪庵、马思聪等，他们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也都颇有建树。江文也所写的艺术歌曲的词，全部取自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诗词，并且按照朝代顺序结集编作品号码。作品有《江村即事》（司空署诗）、《垓下歌》（项羽词）、《宋词李后主篇》（李煜词）等；应尚能作为一名作曲家和男中音歌唱家，他的代表作有《无衣》（诗经）和《我侬词》（管道声）等。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从技法上来讲，第二个阶段即是上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即为谭小麟先生。谭小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追随现代作曲理论大师亨德米特学*，并被视为亨氏高足，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专。他是将现代作曲观念与技法引入*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人，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着深厚的感情，除了直接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外，他所写的声乐作品也大多取材于古代诗词。谭小麟具有颇深的古典文学和音乐功底，在创作中他尊重民族的审美取向，以*传统文化的思维为基础消化吸收应用亨氏作曲体系中可取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他强调：“我应该是我自己，不应该像亨德米特。”“我是*人，不是西洋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民族性。”谭小麟一生创作了十多首声乐曲，他精心制作，力求尽善尽美，故其中多精品。代表作有《自君出之矣》（张九龄）、《彭浪矶》（朱希真）、《正气歌》（辛弃疾）等。从谭小麟的作品当中，不难感受到其中既有现代作曲技巧较成熟的展示，又有民族风格较纯熟的体现。罗忠曾这样评价其师谭小麟的歌曲创作成就：“他的艺术歌曲是我们民族音乐创作的精华，不仅继承了我们传统声乐曲的'许多优秀成果，而且在创作上，不论在精神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踏入一个新的天地。”从分析研究谭小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中体现出一种远远超过他前辈的强烈个性和新颖独特的民族风格，为后人在音乐创作上积累了不少富于启发性、值得深入探讨的宝贵经验。

　　接下来谈谈以罗忠为代表的“五声十二音”作曲技法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的运用。

　　罗忠先生于1980年发表在《音乐创作》杂志上的《涉江采芙蓉》，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作。这是一首严格按照十二音序列音乐的规则来进行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当时，大部分作曲家对现代创作技法几乎一无所知，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在人们印象中是与“垂死的帝国主义”“没落的资产阶级”等政治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写这种东西常常会招灾引祸。罗忠先生大胆地突破了这个禁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开创了用五声十二音技法作曲的先河。从此以后，*内地的作曲家们争先恐后地进行现代作曲技法的补课、探索和实践，出现了一系列利用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的作品，中断了30年的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之路得以延续。五声十二音序列是罗先生独创的，这种创作实践引领*音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会通，对*现代音乐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采用西方十二音技法，同时又赋予它五声性的内涵，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

　　罗忠的作品数量繁多，体裁各异。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创作题材和所应用的作曲技法方面截然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情趣。第一阶段创作技法以传统为主，历时17年。他创作了独唱、合唱曲31首，大部分为艺术歌曲，还有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30余部。第二阶段迄今26年，创作合唱独唱歌曲19首，全部为艺术歌曲，此外其他体裁的作品数量也很大。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与*文化相结合，创作技法以现代为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之初，作曲家基本按照(转第59页）(接第74页）欧洲浪漫派初期的原则来安排调性布局，其间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五声色彩以使作品接*本民族的欣赏*惯，如青主、黄自等。40年代中后期，谭小麟将亨氏作曲理论带回*，他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的作品基本不用传统的大、小调式，而使用五声调式，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声调式，调式变化非常丰富，他是以十二个半音为材料来构思旋律与和声的，作品透出浓浓的五声性。之后漫长的40年，现代作曲技法仿佛从*大地上消失了，直至罗忠的一曲《涉江采芙蓉》，向世人宣告了现代作曲技法在*的存在，使艺术歌曲的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上述分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就清晰了，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二三十年代（青主、黄自）──40年代（谭小麟）──80年代（罗忠）。从技法上来讲是：欧洲浪漫派技法──亨氏十二音序列作曲法──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作曲法。

　　*现代作曲家在根据古诗词谱曲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探索如何应用西方现代创作技法来表达*诗词所特有的神韵，无一例外地努力在作品中体现民族气质、民族风格，在音乐如何体现诗词的意境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三四十年代的黄自、谭小麟如此，70年代末的罗忠如此，罗先生之后的许多作曲家也是如此。这是历代作曲家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之一。黄自曾说：“*自己的音乐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他还说：“我们现在所要学的是西洋好的音乐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和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由此可见，他对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具有鲜明见解和宏伟抱负。他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或深沉跌宕、或清新淡雅，处处体现出古典诗词的特有意境。又如谭小麟，他在创作当中大量运用西欧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和声中很少使用或几乎不用的和声材料，而是以十二个半音为写作材料，同时有意识地采用*传统的五声调式，使得作品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传统音乐淳朴、亲切的特色。罗忠先生和他的前辈相比又将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主要是他独创了“五声十二音技法”，让*的五声体系和西方十二音序列体系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全新的音响世界，而用这样的音乐体系去诠释古典诗词正是罗先生的匠心所在。

　　古诗词艺术歌曲经过*90年的创作实践，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曲家和优秀作品，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阐述了。从20年代直至当代*90年的历程中，作曲家们始终在探索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具有*特色的音乐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认真分析总结，对新时期*艺术歌曲的创作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只要创作上发展了，相信歌坛也随之会吹来一股清新的、具有古典韵味的“*风”。

　　拓展阅读：*诗词的押韵之美论文

　　唐继承隋制，实行科举。诗歌列入考试内容。律诗和绝句的体式在这时得以完善。历宋元明清至今相袭不变。唐人作诗依据陆法言《切韵》，但分部过细，有206韵，由于同韵字少，允许*韵通押，有所变通。宋朝景德年间的《礼部韵略》是一部官修韵书，允许*韵通押，订出了“同用”、“独用”的规则。南*水（今山西临汾）人刘渊在江北刊印了《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将《礼部韵略》注明同用的加以合拼，成为一本107韵的书，即*水韵。此时金人王文郁又将原来并不同用的“迥”、“拯”及去声“径”、“震”合并，共106部，作为金代官韵书，一直流行至今。*水韵106韵韵目如下：

　　上*声：东冬江支微鱼虞齐佳灰真文元寒删

　　下*声：先萧肴豪歌麻阳庚青蒸尤侵覃盐咸

　　上声：董肿讲纸尾语麌荠蟹贿轸吻阮旱澘篠巧皓哿马养梗迥有寝感琰豏

　　去声：送宋绛置未御遇霁泰卦队震问愿翰谏霰啸效号箇祃漾敬径宥沁勘艳陷

　　入声：屋沃觉质物月曷黠屑药陌锡职缉合叶洽

　　其中*声字最常用，收字多少不一。最多“虞”部305字，最少“咸”部41部。作诗必须遵守韵部，不能出韵。*体诗的规则，偶句必押。首句*声韵一般都押。仄声，特别是五言体，则多数不押。以王昌龄的《出塞》为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起句入韵，关、还、山相押，属十五删部。又如杜甫的五绝《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起句不入韵，偶句押韵，图、吴属七虞部。是五绝的常格。

　　如前所述，韵有宽窄。初学写诗的人，不妨从宽韵入手，有较多选择，利于运思。像东韵、虞韵、先韵、阳韵、庚韵字多而不僻，较易措手。

　　但是，由于语言的变化，许多当时适口的诗韵，今天已经不谐于口了。以十三元为例：其中如魂、门、孙、繁、言、掀皆与真、文、先、咸相*。江西名士高心夔两次殿试，都以出韵，贬到四等。王闿运嘲以“*声两四字，该死十三元”相嘲。像如此有悖实际的事，为何还要遵守？于右任先生说：“古人用自己的口语来作诗，我们用古人的口语来作诗，其难易自见。我们要想把诗化难为易，和大众接*，第一要改用国语*仄与韵。”中华诗词学会提出“双轨并行”、“倡今知古”，提倡用新声韵，即按普通话声韵写诗。

　　在韵的革新上，鲁迅、*也是力行改革的大家。鲁迅诗不但邻韵通押，如《赠画师》“雾塞苍天百卉殚”与“只研朱墨作春山”，“殚、山”是寒删通押。《赠乌其山诗》则“华、书、多、陀”相押，是以方言入韵。而其《脑炎戏作》之“不料仍违众女心”与“无如臣脑故如冰”，更是打通前后鼻韵母以“in”与“ing”相押。大大地放宽了韵的束缚。*的《长征》诗共五个韵脚，其中：难、丸、寒，属“寒”韵，而“闲、颜”属“删”韵，听来浑然无别。其《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上片用“有”韵，下片用“麌”韵，皆情韵超迈，气象发皇。

　　古典诗词困境之我见论文

　　拙作《古典诗词“困境”之我见》一文同时在烟雨和红袖发表后，小有争议。作为一个文笔不成熟，见地甚浅的我来说，诚惶诚恐之中有一丝欣慰。欣慰的是毕竟有读着路过了，并留下了自己的见解可供我参考。很感谢！

　　留言不多，句句却是评论者心声。有赞成的，诸如“古诗就应该用古代的那个规范来要求。不然就乱了，和现在那些唱歌的一样，唱什么的都有！”、“支持作者观点！我也是古诗词爱好者，想写律诗但水*有限，所发作品都注明“古绝”，那是无奈之举。律诗虽然对格律要求非常严格，但读起来意境深远，是别的诗歌体裁无法替代的一种美，不然怎么唐诗宋词流传了这么久却长盛不衰，而且百读不厌？本人认为，如果作不了格律诗，大可不必抨击它，完全可以以别的体裁作诗，诗歌的体裁很多也很自由。”之类的。很感谢他们！当然也有反对的，反对之中见真谛，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留言。不管只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其中均不乏精彩留言。看后因心有所感，故而摘录下来，再作一番小讨论。

　　红袖一位笔名为“非白”的网友这样说道：

　　“我非常喜爱读诗词，但是从不去研究什么格律，因为我从没打算去写诗词。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已被做完，但至少格律诗已被做完。说句泄气话，你就是穷其一生，写出的诗也不及那时最末流诗的万分之一。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周期，有生就有死，有盛就有衰。格律至唐为盛，词至宋为盛，曲至元为盛。文言小说至《聊斋》为盛，章回小说至《红楼梦》为盛，杂文至鲁迅为盛，京剧至梅兰芳为盛。所有的盛之后，便无一避免地走向衰。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由盛至衰的过程将更快。相声盛之后也早开始衰退，取而代之的小品在很短暂的盛之后，也在很快的显出衰退的痕迹。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规律，也是艺术的规律。无论你怎样努力，也不会出现梅兰芳时代的京剧，无论你如何地才华横溢，也不可能写出《红楼梦》那样的章回小说。艺术是在发展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新的艺术生命呢？而要一味地去生硬地模仿越过千年的艺术形式呢？就算你模仿对了，有那么好的经典我不去看，为何要去看你那不伦不类的烂什子呢？郭沫若的格律诗写得要算可以了吧，可是一和唐诗比起来，简直是土的掉渣，哪能算诗，只是在穷对付什么格律吧了。的格律诗也算写得不错了吧，可除了几首还可看之外，其它的读了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什么‘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就是他老人家写的经典的词，曾向全世界诵唱，真让人恐怖。我非常赞成读唐诗宋词，但决不赞成去写，当然写写玩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指望出成绩，则肯定是白费力气。因为，虽然月还是唐时月，星还是宋时星，但人已早不再是唐宋人。”

　　暂且不说其留言内容如何，首先可以看得出，作者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也仅仅只是他一家之言，于诸多细节方面值得探讨。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已被做完，但至少格律诗已被做完。”固然，鲁迅是*大文豪，说出此话定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迷信，认为鲁迅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无可挑剔的。不要忘了，鲁迅的文章为什么在现代人读来艰涩难懂？原因很简单，一定时期的文章是一定时期社会中政治、文化乃至诸多方面的反映，社会是进步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中，鲁迅的文章同样如此，只有把鲁迅先生的文章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来解读，才能真正读懂鲁迅；但是如果以现在这个社会中的某些现象来和鲁迅先生所写的来对号入座的话，肯定很难懂。所以说现在如果拿以前的某些东西来衡量的话，我想可能会大有问题。所以，作者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已被做完”，我十分同意。

　　但是作者说“至少格律诗已被做完”，最后又说：“当然写写玩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指望出成绩，则肯定是白费力气。因为，虽然月还是唐时月，星还是宋时星，但人已早不再是唐宋人。”此话就差了，实在不敢苟同。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受的文化熏陶不一样，当然思想也大相径庭，谁能保证、谁又敢说现代人写不出好的诗词？可能有些人说现代人写的诗词都是垃圾，那恐怕还是我说的“这也是一种‘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吧。况且，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行为*惯，只要按着既定格律和词谱写，又何尝不会写出“现代人的唐诗宋词”呢？

　　“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周期，有生就有死，有盛就有衰。”，毋庸置疑，这话深在其理。但是，古典诗词作为一种文化，不能和历朝历代各种制度相比，不能和法律条例相比，法律条律只有在经过历史的检验后才能决定其“生死”权，但是古典诗词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的成果，有谁会把自己来之不易的成果扔掉？所以只要人民喜欢，不管谁前来阻挠，依然会代代相传下去的。大家都知道《诗经》、《国风》等等等等，流传已经很久远了吧？可是他生了之后“死”了么？没有吧？是的，古典诗歌是面临着一些“困境”，有人提出要老歌新唱，但是不管怎么样，古典诗词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永远不会被别的东西取代的，有盛不会“衰”。

　　“艺术是在发展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新的艺术生命呢？而要一味地去生硬地模仿越过千年的艺术形式呢？就算你模仿对了，有那么好的经典我不去看，为何要去看你那不伦不类的烂什子呢？”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观点简直就是废话！创造新的艺术生命？现代人不是已经创造出来了么？现代诗不是么？我已经不想多言，还是《古典诗词“困境”之我见》中那句话：“诗歌现在又不仅仅是古诗词一种，现代诗歌不就是‘创新’后的古诗词？那个完全没有格律限制的，而且连韵脚也免了，多自由的一种形式！怎么不去写呢？”尤其是后面那句话，我觉得都可笑了。你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又没有谁来逼着你来看古诗词，不管好的不好的自然有感兴趣的来看，不来就算了呗，没人强求的，再说了，难不成说只有你说了好才算好？你说没有价值就没有价值，就是“烂什子”你把自己未免也看得太高了吧？（此话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只是无心快语罢了）。如果一直是这样的心态，恐怕别说“创新”了，可能自己连“涂鸦之作”都写不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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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的历史发展

古琴的历史发展

　　古琴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先秦时广为流行，汉魏六朝是古琴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琴的历史发展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一、古琴的历史

　　古琴是我国古老且富有民族特色的无码弹拨乐器。传说原始时代神农氏曾“削桐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初的琴，据说有五弦。后文王、武王各增一弦，琴在西周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它经常与瑟或加上鼓等乐器在祭祀时演奏，《诗经》中有“琴瑟友之”、“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就是指此而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琴家，在《吕氏春秋》里，第一次记述了伯牙鼓琴，钟子期解音的故事。春秋时著名的古琴家有师旷、师襄和师文等人。孔子不但会弹古琴，而且技艺娴熟，他教授的“六艺”中的乐，即有弹琴诵诗的内容。

　　曾候乙墓出土的十弦琴是最早的古琴实物，长67公分(后世琴长120公分左右)，面板呈曲线状，琴头微上昂，腰部下凹，尾部上翘，下仅一足，其形象与传说中的华夏民族的图腾——夔龙相似;继十弦琴之后有马王堆出土的西汉七弦琴，该琴面板较*直，结构简单，音箱较小，面板与底板组成匣式结构，尾部为一实木，音量较小，共鸣效果也不太好，面板上没有音位的标志“徽”，演奏技巧侧重右手，表现性能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西汉中期到三国之际，随着相和歌的兴起及艺术性较高的相和大曲的盛行，琴开始与笛、笙、筝、琵琶等合奏，琴的形制有了重要的改进，此时的琴有七弦，面板完全*直，尾部实木部分已改为与主体相联的共鸣箱，音量扩大，左手可自由移动演奏滑音，面板外侧有十三个标志音位的小圆点“徽”，按纯律构成四个八度大三和弦的泛音列，因此，音域较宽，表现性能高。

　　汉以前，琴曲的传授全靠口传心授，到汉魏之交，创造了初期的文字谱《碣石调·幽兰》。汉魏六朝是我国琴曲创作的全盛时期，制作亦有相当的经验，此时的琴不仅是一种独奏乐器，而且是相和歌乐队中重要的伴奏乐器，在文人士官中大大流传，把琴作为必学的“六艺”之一，并创作了大量的琴曲。如《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古风操》等。

　　二、唐代以来古琴的发展

　　琴在唐代继续发展，唐初至“安史之乱”，琴家主要是整理旧曲，创作方面以董庭兰的《颐真》为代表;“安史之乱”到晚唐，是琴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中以陈康士的《离骚》最为突出。此时琴已传入日本，在日本宫廷中十分盛行，《幽兰》的乐谱——唐卷子本《碣石调·幽兰》谱至今仍在日本保存。唐琴体大、身圆、漆色富贵喜伏羲式，北京故宫珍藏着盛唐开元时期的“九霄环佩”琴。此琴形体饱满，上髹紫漆，间杂朱砂后补之色，声形俱佳，为传世之极品。

　　宋时琴大大发展，宋太宗本人就爱听古琴演奏，还将古琴的七弦增为九弦，并为之改旧曲，创新调。宋徽宗赵佶曾搜罗天下名琴藏于万琴堂，其中最为出色的莫过于雷威的杰作“春雷”。因此，宋文人大夫偏爱古琴音乐，琴乐在社会昌行一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均善琴，琴的演奏技艺大有提高，形成众多流派，如京师琴派、江西琴派、两浙琴派等。宋琴体扁身薄，黑色髹漆，多为连珠、仲尼式。

　　金章宗时非常珍重“春雷”，临终还用“春雷”殉葬。这张名琴被人掘出，由耶律楚材赠与当时著名琴师万松老人，流传于民间。

　　元琴外型基本仿照唐宋琴所斫，但出现了方额、深舌罗汉腿(护轸——琴轸右面垂下之物，又称凫掌)，漆色出现了斑剥色(黑黄、黑红等隐杂色)。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对古琴艺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他收录唐宋之前艺术珍品40多首，主持撰辑了《神奇秘谱》，并于1425年刊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琴谱。明琴，线条流畅造型秀美，并出现了不少前代没有的琴式，其中最负盛名者是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斫琴家祝海鹤(字公望)所创的蕉叶琴，形态旖旎秀逸，蕉叶卷边优雅生动，音色圆润透净，为琴器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清末民初，古琴走向衰落，弹琴人渐少。

　　三、古琴的演奏形式

　　古琴有四种传统的演奏形式，即独奏、琴箫合奏、琴歌伴奏和参加“雅乐”合奏。

　　古琴是优良的独奏乐器，琴声古朴浑厚，数以千计的传统古琴曲，从流传至今的古曲《幽兰》、《高山流水》等曲可以看出，任何喜怒哀乐的感情或对大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古琴上都能表达无遗。且历史上的古琴总是和文人骚客联系在一起，表达高风亮节及怀才不遇的情感。

　　琴箫合奏在2000多年前汉代就已流行，从出土的雕塑和绘画中常见这种演奏形式。

　　琴歌伴奏是古琴音乐中的重要形式，在现存琴曲中有*一半是专为用琴伴奏而写的声乐曲，如《古怨》、《黄莺吟》、《苏武思君》、《胡笳十八拍》和《关山月》等，都富有深刻的感染力。

　　文人隐逸与古琴历史典故

　　*古代士人在生活中比较注重精神自由和文化品位的追求，但不少士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挤，或因对社会现实不满，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既不能实现政治报负又不甘心就此沉沦，自暴自弃，于是只好寻找生活中的乐趣，琴棋书画是最能代表士人特殊文化素质的生活方式，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在士人生活中抚琴听曲是美妙的精神享受，也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悠扬的琴声能把人带入神奇美好的意境，使得精神世界得到升华。桓谭在《新论》中说：“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宋代朱长文说，“天地之和，其先于乐。乐之趣，莫过于琴”。（《琴史》）琴成为士人身份的象征。

　　古琴最早创制于周代，据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其后关于古琴的创制者说法不一，其中有伏羲、神农、舜、炎帝等，虽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史料中的制琴者都是古之圣贤者。“古之圣王是以‘德’作为其人格生命的表征，但这并不意昧着圣王同时也是音乐家，换言之，这里也就显露出一个重要的契机，古琴应该不只是一种乐器，它的价值也不在于演奏，而是在于作为修身养性，进而教化天下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意义，而这也就是何以远古传说的创制者古代圣王被推为古琴的创制者的缘故”。

　　古琴音乐的确能够制造恬和的心境，它的声音“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灌灭而不闻，*和、中正、舒适、悠闲，合于中和之道”，所以“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桓潭《新论·琴道》）早期的古琴并非士的专利品，但春秋战国士阶层崛起后，琴与士的关系使得到确认。魏晋以后，琴逐渐脱离民间，成为主要流行于士及上层社会的乐器。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琴家或是好琴之人都与隐逸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想对现实有作为的庄子，为无数隐士开辟了一条“隐心”的道路，他认为“鼓琴足以自娱”。嵇康、阮籍等竹林隐士，都是善琴之士，田园隐士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陶渊明传》）。做中隐的白居易酷爱音乐，善弹琴，他在《好听琴》之中写到：“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本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甚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几度遭贬的王维，过着参禅悟佛，亦官亦隐的生活，与好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不论真隐、假隐、时隐、心隐，隐士们都不忘“手挥五弦”。

　　的确，*古代文人集“琴、棋、书、画”于一身，审美理想要求古雅、含蓄与个人内心的自省，要求符合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协调与中庸，而隐士史文人申的特殊群体，在保持士的总体人格上的自尊的同时，还要具有自傲、自由、自我的独立人格，并通过隐逸将自己与俗辈区别开来。可何者为雅，何者为俗，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不同人物的观念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士人阶层认为，官场为俗而隐逸为雅，正如陶渊明所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某，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他们或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需要在这对矛盾中找到心理上的*衡点，就要借助一定形式来抚籍心灵，抚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因为琴“具天地之元气，养申和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不别有会心耳”，“琴具十二音律之全，之准备清浊之应，抑扬高下，尤足传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对物情也。”使人可“性然自怡，处穷独而不闷”，最后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

　　其次，古琴音乐中宣扬儒家的等级尊卑观念，无论是仕中藏隐者还是隐申藏仕者，都是乐于接受的。“大弦者，君也；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工武王加而弦，合君臣思也。宫为君，商为民，徽为事羽为物。”（《琴操·序首》蔡邑）。一弦为君，二弦为臣，三弦为民，四弦为事，其申-弦于琴等于君王于国，君权无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二弦、三弦中己包括了两方面的尊卑观在内，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确定，即“礼”，为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各级人的登记确定，即官与民，富与穷的地位划分，这符合士人们的观点。

　　再次，古琴大量琴曲中都表现山水诗意之境，使得有着隐逸情结的士人们，无论处于何处，都能通过弹琴体味山林之乐。如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蜀僧抱绿绚，西下娥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兀重。”其实山水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与*人有着特别的关系——人以自然依赖远大于对它的征服，对它的顺应也远大于对它的改造，这便成了*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人以自然为友，努力亲*自然，保持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互相支撑、互相依存，而不是西方那样是对立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等命题即由此而来，在早期的《流水》中通过对流水的形成过程（由涓涓细流到积成深潭到汹涌入江）的描绘，象征一种精神，一种人格或人的成长过程（童年的天真，青年的求学与磨练，中午的成熟），这使抚琴者产生一种万物某合、浑然无间的感受，只要心灵-接触到自然就会发生共鸣，将一片自然风光转化为一片心境，一种感悟这完全是隐者遥远高洁，遗在独立的.心境意蕴的表述。

　　第四，古琴“*心”。儒家强调以琴养心之正，除去心中浮暴不*之气，使之归于*和，如范仲淹说“清静*和性与琴会”，欧阳修说“欲*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苏轼说“散我不*气，洗我不*心”，在专制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士人们所捍卫的“道”是无法实现的，官场上的失意者或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不合作者，心中无比的疾愤，却无处倾诉。“今贤者隐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禄，悬珍奇，积百谷，并包有土，德泽不加，百姓伤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琴操》），如嵇康、阮籍二人生活不在“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魏晋时期，他们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论是对集权制度的最大怀疑和否定。他们无法公开表露，寄于诗文，又恐落人口实，只得隐没在琴曲申，他们选择“隐”的方式栖身于丘壑，在园林山水申抚琴自娱，寄托自己的忧愤和情思，来“散不*之气”、“洗不*之心”。

　　第五，古琴的美学思想受道家影响颇深，隐士大都信奉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追求清虚、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养性，力图摆脱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琐，这无疑又使古琴与隐逸走到了一起。而且道家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但通过自身的修炼，遵循一定的方法，可以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对修炼者来说，首先要“去物欲，简尘事”。就是除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名利的奢望，道家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穷的物质利益，势必会劳神伤身。古琴申要求敦厚、淡泊，正是符合这种清静无为，淡泊明志的道家思想，其实笔者认为在此之中，也包含了隐者对政治灰心后的无奈，意在使自身不再受名利无所累。在这里又有必要说到古代君王抚琴的情况，来区别与隐士抚琴。君王抚琴不是为隐逸，“古之圣明帝王所以正心修身说国*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诚一堂琴谈·集论》），最多不过是在处理繁忙政务之后，娱情养性的一种行为；他们更多看中的可能是道家可以达到的“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养生功能，用古琴宣扬的君权至上和标榜盛世的功能来炫耀政绩可能是他们的初衷。有称琴长三尺六寸半等于一年365日，琴徽十三个为一年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琴弦定音宫商角羽等于金木水火土等。可以认为这一象征是包含了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太民安这一“盛世”的意思在内。当然皇帝本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还是诗人、艺术家，他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和文人大致相同，所以君王抚琴也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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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诗历史的手抄报

关于古诗历史的手抄报

　　古诗是古代中国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下面为大家分享了有关古诗历史的手抄报，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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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

　　1．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①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注意“歌”、“歌行”、“引”、“曲”、“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②*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③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

　　④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从诗歌的题材可分为：

　　①写景抒情诗，歌咏山水名胜、描写自然景色的抒情诗歌。古代有些诗人由于不满现实，常寄情于山水，通过描绘江湖风光、自然风景*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类诗常将要抒发的情感寄寓在后描写的景物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情于景。其风格清新自然。

　　②咏物言志诗，诗人对所咏之物的外形、特点、神韵、品格进行描摹，以寄托诗人自己的感情，表达诗人的精神、品质或理想。

　　③即事感怀诗，因一事由而引发诗人的感慨，如怀亲、思乡、念友等。

　　④怀古咏史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或表明自己的看法，或借古讽今，或抒发沧桑变化的感慨。

　　⑤边塞征战诗，描写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或抒发们乐观豪迈或相思离愁的情感，风格悲壮宏浑，笔势豪放。

　　唐诗宋词，不仅是当时文坛诗词高峰，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瑰宝。

　　我们读唐诗宋词，觉得它音律和谐，琅琅上口；听唐诗宋词，觉得它抑扬起伏，悦耳动听；不仅觉得语言美，而且觉得韵味无穷。既能得到启迪教益，又能得到美的享受。它吸引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传承和弘扬着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它从登上文坛，一直到现在，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亲睐，一直盛传不衰。这不能不引人深思，不能不引人深入探索。

　　研究表明，唐诗宋词的极大魅力， 是与它那严谨不苟而又富于变化的格律形式分不开的，是它那稳定的音步节律，两*两仄的交替使用，有规律的韵式韵律，工稳严饬的对仗与清灵流畅的散句的结合，构成了音调的高低长短，形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造成了诗词的庄重典雅、自然潇洒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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