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古诗

两汉魏晋南北朝古诗文名句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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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流名词解释

魏晋风流名词解释

　　导语：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也是文人追求的风格特征。下面是语文迷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魏晋风流的介绍，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魏晋风度如此光彩夺目，无非是因同其他时代相比，这些人显得不太一样。说是不同，简单说就是价值逆反。而从今天来看，这种看上去更自我的形象，无疑显得有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魏晋风度基于人的觉醒。荣华富贵朝存夕逝，学问信仰昨是今非，人生无常与性命短促挑战着宿命论的权威。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指引着魏晋名士们进行着向内的自我探寻。短暂的生命，死是必然。这种悲伤颓废的人生观的背后则是魏晋名士对人生与生命的无限眷恋与强烈欲望。然而没有什么是可靠的、真实的，除了即时的欢愉，这便是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种价值观看似贪图享乐，堕落消极，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生活的率真、坦诚却又无力的追求。想要把握住这种充满苦难而又短促的人生是一种虚妄，“不如饮美酒，批服纨与素”，把生命、人生寄托于一种更为虚妄的虚妄之中。

　　说到魏晋风度不得不再闲扯点吃药的事，为了使皮肤变的弹指可破，他们吃很多奇怪丹药皮肤溃烂红肿所以穿袍子，袍子经常不洗，生出很多虱子，所以又有扪虱清谈一说，穿袍子或许更是是为了抓起来方便，吃药的祖师爷是何晏，当时他吃的是一种很厉害的“五石散”，大概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这几种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是有毒的。这药贵呀，何晏有钱任性，吃完药通过疾走“散发”，便可免于毒死。疾走时吃药的人先是全身发热，后又变冷，此时需要吃冷东西，少穿衣服，冷水浇身。全身发热又让他们皮肤灼烧而必须穿宽袍，所以看见穿宽袍疾走的魏晋名士，觉得他们风度翩翩，实际上是吃药作的.……后来东晋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假装“散发”而摆阔，让我不禁为现代人辛酸，这充胖子的成本连打肿脸都不用，实在是太低了!这部分的内容，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有详细记载。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大多死很早，穷而狂傲，逃避现实，话说当时刘伶在他的木屋里也就是他家是红果果的状态，还与猪同饮。某日一人闯入他家见到他的玉体抱怨他不穿衣服，他对某人如是说：我在我家里不穿衣服是因为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闯进来就像突然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到底是谁更应该羞愧。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

　　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孟德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魏晋风流职场启示

　　故事：

　　关心时尚的请免进，因为我讲的不是鞋，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历史上有个时代，名为魏晋时代，这个时代总被打上“风流”的标签。是怎样的一种风流呢？先讲一个故事。东晋时有两个收藏癖。一个叫祖约，大家或许不知道此公为何方神圣，但总知道“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祖逖吧，祖约就是这位北伐志士的嫡亲弟弟。祖约喜欢收藏钱币之类的玩意，乐此不疲。另一个叫阮孚，阮孚喜欢收藏木屐，也为之废寝忘食。

　　两人都是收藏发烧友，谁的境界高呢？某日，某人不请自来到了祖约府上，祖约正在料理财物，忽见人来，慌忙用身体遮挡那些收藏钱币的筐子，言谈举止大失常态。

　　某日，某人忽然造访阮孚府上，却见阮孚正在自己吹火给木屐上蜡，一面做，一面叹息：“哎，此生不知道能穿几双鞋呢？”神色如同在闲聊一般舒畅优雅。

　　故事结论：

　　《世说新语》记载下了这则轶事，并给出结论：于是胜负始分。

　　按魏晋时的评判标准，阮孚胜，祖约负。这个胜负是指人生态度的一种胜负。不看谁迷得深，而是看谁把持得淡定。祖约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在钱币上面，被这些“身外之物”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人生当然“负”；阮孚虽着迷木屐，却跳得出来，保持得淡定，不为自己的爱好所奴役，这样的人生，当然“胜”。

　　魏晋时代评判人物不只看成败，更要看能不能从成败中跳出来。事业可以输，风度不能输。套用一句话就是：哥比的不是事业，比的是境界；哥比的不是成败，比的是风度。

　　人的一生，总是在一个有限的框框里发展。你的使命，就是把这个框框里的内容做好做精彩。然而，我们在把框框里的内容做好的同时，不妨也要跳出框框来看一看，如此才不至于被这个框框所累。做好框框里的内容，那叫敬业；跳出框框来看，才可以淡定。所以《三国演义》在开卷之前，先给读者一杯消火的凉茶： “是非成败转头空。”就是提醒了要你跳开来看三国的成败。

　　东晋人物谢安，淝水之战的军事总指挥，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他没有发牢骚说：你有压力，我有压力。而是以跳出大战这个框框的态度指挥大战。他在后方指挥所下棋，前方捷报传来，他将自己一生最漂亮的成绩表藏在袖子里，继续下棋，有人问起，轻描淡写一句：儿辈在前线大破敌军。

　　古人如此，今人该如何？我们还需要像阮孚那样一面做业务，一面感叹一生能做几张业务单吗？

　　我的看法是：需要，比古人更需要。因为在商品社会，财富容易泡沫化，成功也容易泡沫化。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胃口和偏好上。消费者的胃口和偏好造就一个短时期的繁荣，养活一大堆经理、董事、骨干、白领。这种奇迹有如狂风暴雨般骤然而来，但也如老子所曰：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过几年，市场的需求和胃口变了，你还来不及高兴，业务单、成绩表就落花流水春去也，新的业务又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所以，在热闹中不妨有一种冷眼光，在喧嚣中不妨有一份静心思。竞争时代，胜与负没有中间地段，业务拿不下，你就无地自容，非胜即败，心灵很容易在胜与败两个极端境地的高抛高落中粉碎。所以，要给自己营造一个缓冲地段：淡定。

　　打出业务上的淝水之战

　　如果跳不出来，局限在成败得失的计较中，这种态度就决定你的人生失败一半了。东晋将军殷浩因为战败被罢官在家赋闲，他对自己丢官一直耿耿于怀。权臣桓温想重新起用他，殷浩马上给桓温回信，可这位仁兄太不淡定，生怕写错，于是屡次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改写，以至于最后将一张空白信纸装入信封，桓温大怒，复官无望。殷浩难以释怀，一天到晚用手在空中写字：咄咄怪事。最后郁郁以终。

　　民间说老不看《三国》。年纪一大把了，也该跳开来看自己的人生，站在一个高度审视成败了，却还陷在历史演义的成败纠葛中不能自拔，何必？何苦？

　　只有跳出此山才能看清此山，只有跳出棋局，才能看清棋局。所谓旁观者清，你也要试着做你自己框框的旁观者。你淡定了，在你的职场，你就是谢安，你就能打出你业务上的淝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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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人向秀《思旧赋》全文

魏晋诗人向秀《思旧赋》全文

　　《思旧赋》这篇赋体文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向秀为怀念故友嵇康和吕安所作。此赋字里行间直陈直叙，除了对亡友的沉痛悼念之外，对当时黑暗政治难以明言的悲愤也流露其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魏晋诗人向秀《思旧赋》全文，欢迎参考~

　　《思旧赋》

　　朝代：魏晋

　　作者：向秀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译文

　　我和嵇康、吕安的行止相*，他们都有不受拘束的才情。可是嵇康的志向高远而疏阔，吕安的心胸旷达而豪放，之后各自因为一些事情而被杀。嵇康精通所有的技艺，对于音律尤其高妙。当临刑之时，他回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要过琴来弹奏。正值我将要西行，路过我们旧日的居所，当此之时，太阳渐渐地迫*它的沉落之地，寒冷的冰霜越发显出凄凉的样子，邻里有人吹笛，吹出的声音嘹亮悲摧，追怀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我被这笛声触动不禁深深叹息，所以写下这样的赋。

　　奉命前往遥远的上京，又回身向北而去。泛舟渡过黄河，路过昔日在山阳的故居。举目看到萧条的旷野，在城脚下停下我的车舆。重履二人留下的遗迹，经过深巷中的空屋。感叹《黍离》的歌声深切地哀悯西周的宗庙，悲伤《麦秀》的调子飘荡在殷朝的废墟。因为抚摸到古老的哀愁而怀念故去的人，我的心徘徊而踌躇。梁栋屋宇都历历存在而没有丝毫损毁，故人的形容和精神已远逝不知所去。当年李斯受罪被杀，为着不能再牵黄犬出上蔡门打猎而恋恋不舍，叹息长吟。我哀悼嵇生将要永辞世间的最后一刻，回顾日影再一次弹响鸣琴。人生的缘分遭际聊寄于瞬间的领悟遇合，剩下的美好生命托付给哪怕只有一寸的光阴。我听到笛子的声音爽朗慷慨，仿佛嵇生绝世的清音得以重临。我的车驾将重新起程，于是执笔写下此刻的心情。

　　诗人简介

　　向秀(约227-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写作背景

　　向秀《思旧赋》的艺术独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思旧赋》是魏晋之际极重要的文学作品，对后世文学亦有深远的影响。

　　《思旧赋》“昔李斯”四句，用李斯蒙冤而死的`古典，喻说嵇康蒙冤而死的今典。李斯是暴秦的功臣，嵇康是高洁的隐士，两人的价值观、性格和行为根本不同，但是蒙冤而死这一点则相同。此是两人之间唯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相同点。以李斯比嵇康，看似不伦不类，实际确切地揭示出嵇康是被诬谋反蒙冤而死这一历史真相。揭示嵇康含冤而死，是全文必不可少的前提，通过用典，确立了前提。不仅如此，以李斯比嵇康，既是比喻，同时亦是对比(反比)，对比出嵇康视死如归的品格，高洁的志趣。要之，这是用典的险笔，但是非常成功。

　　在阮籍《咏怀诗》组诗中，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艺术，始成为重要手法。如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用战国魏亡国的古典，喻说曹魏亡国的今典。古典与今典之间的相似性，是古今两个亡国的国名相同，用典可谓精切。其中“身竟为土灰”之句，是用曹操《夏门行》“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和阮籍父亲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化土灰”的今典(语典)，潜在而确切地给出了本诗指向曹魏今典(时事)的路标，用典可谓精深。这标志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手法，已经从曹植的诘问、反语等手法，转变到了用典。向秀与阮籍同时，向秀《思旧赋》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手法，是否来自《咏怀诗》，姑可不论;但是可以肯定，《思旧赋》在赋体文学中采用古典字面、今典实指手法，以表达政治微言，乃是一项创新。

　　此后微言政治抒情诗文，如陶渊明《述酒》、左思《咏史诗》、庾信《拟咏怀》，直至唐代李白《远别离》、杜甫《杜鹃》、南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弟》、宋元之际谢翱《登西台恸哭记》、明末清初钱谦益《有学集》、《投笔集》、*代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等，皆以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作为主要艺术手法。可以说，中国政治微言抒情诗以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艺术作为主要艺术手段的传统，是由阮籍和向秀共同确立的。

　　中国文学史上的微言政治抒情诗，往往出现在政治幽暗时期。微言抒情诗之微言，是诗人在政治压力和恐怖统治下，要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掩盖的现实真相，表达真实思想感情，而又不能明言，以避免政治迫害，所采用的特殊艺术手法。优秀的微言抒情诗，其寓意往往可以通过体会和实证，而获得确认。微言抒情诗的艺术效果，则是言外有无穷之意，有一种特殊的韵味(韵味或来自意象，或来自微言，有所不同;皆为言外之意，则相同)。

　　在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手法中，诘问、反语等手法，或难以指事(如诘问)，表现力有所不足;或*于直言(如反语)，容易为统治者察觉，给作者带来危险，尚非理想的微言艺术。而用典，则古典字面，较为安全(用典越深，危险越少);今典实指，尤能指事(用典越精，指事越确)。用典注定要发展成为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手段，原因即在于此。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之所以可能，原因亦在于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意义上，亦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8

　　《思旧赋》序云：“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赋云：“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命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这两节文字所描写情景是相同的：从嵇康临终前所奏琴声的绝响，反复描写同一情景，而不惜笔墨，这显然是作品重心所在，寄托有深意。

　　在这两节文字的意象中，最突出的意象是音乐意象，包括当时嵇康所奏响的琴声，和山阳邻家所吹响的笛声。琴声、笛声两种意象之间，有一种连续性，此连续性，就在于同为优美的音乐之声，在于似断实连，彼伏此起，“妙声绝而复寻”。绝，灭也。寻也者，继续、连续也。

　　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象征了嵇康虽死犹生，象征了嵇康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覆按此节文字之上文云：“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追问嵇康形神逝其焉如，实是希冀嵇康精神不死。此节文字象征嵇康虽死犹生，活在人们心里，正是回答了上文的追问。其下文云：“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上下文两言自己之心，实表示嵇康亦活在自己心里。

　　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这是兴，是触景生情、借眼前景道心上事、言外有无穷之意的兴。(如《文心雕龙·比兴》篇所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

　　这是极为优美的兴象。因为它是听觉意象、音乐意象，所以至为空灵、优美。(兴象是由兴而来的意象。兴象通常是视觉意象，“妙声绝而复寻”则是听觉意象、音乐意象。视觉意象较实在，听觉意象则空灵，作为音乐意象尤为优美。)

　　这是极为优美的兴象，因为它言有尽而意无穷、韵味无尽。

　　用音乐意象“妙声绝而复寻”，象征死者虽死犹生，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项艺术独创。

　　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内容、艺术，孰先、孰后，并无一成不变的路数，只能取决于具体情况。有时须先从了解内容的进路进入作品，然后始能确知其艺术造诣。但有时则须先从了解艺术的进路进入作品，然后始能确知其内容意义，《文心雕龙·知音》篇称之为“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悼嵇生之永辞兮”四句，不了解其深微的用典暨比喻艺术，就不能确知其揭示嵇康蒙冤而死的苦心孤诣。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两段音乐意象描写，不了解其优美的的象征艺术，亦不能确知其象喻嵇康虽死犹生的深情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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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思想的认识及再思考论文

魏晋文学思想的认识及再思考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有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很是熟悉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魏晋文学思想的认识及再思考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我国古代文学是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与其他朝代的文学思想相比，更具有一种全新的文学特点。在魏晋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将文学创作转变为个人的艺术活动，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更多的融入自身对于生活的感情;然而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即文学思想本身的开放性质问题。因此，文章通过对魏晋文学思想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对其进行文学思想现象的再思考。

　　关键词：魏晋文学;再思考;思想认识

　　随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学发展史上的创新时期，其中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后世中也广泛流传。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对后世来说据有十分重要的探究意义。因此，笔者在文章中对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其对我国悠久文化历史的积极影响进行有效探究。

　　一、魏晋文学的背景概述

　　在魏晋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汉文学对其的影响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汉赋作为两汉的主要文学形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种更加新颖的文学形式。先秦时期屈原的《楚辞》以及西汉文人司马相如名作《子虚赋》在文学发展的悠久历史中，对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都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条件。

　　因此，文学思想发展到汉末时期，汉末建安帝时期，由于此时的*已经有曹操开始掌控，汉朝在此时已经有名无实。在这期间，文化形式已然发生了基本的变化，由于受之前汉赋等众多文化形式的影响，魏晋时期的文化思想逐渐出现了新形势。

　　二、魏晋文学思想的认识与思考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从《诗经》发展到《离骚》，再逐渐发展到汉赋中的《子虚赋》等，均为魏晋时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优良的文化基础。由于各个时期的文化形式各具特色，因此，魏晋时期的文化形式与之前相比也存在形式上的区别。从广义的魏晋文化含义来看，魏晋时期的文化形式在形式上更有一种往而复始的特质。可以体现在汉末建安帝时期的文学形式与汉朝初期更具抒情气息，而经后来两晋时期的文化洗礼，随后的南朝文学形式更具抒情气息，文学内容上更讲究以情代理。但此抒情却不是文学历史的周而复始，而是在传统形式上添加更加新颖的内容，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形式。例如曹植的《七哀诗》中所说：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瑜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曹植在《七哀诗》中将自己比作“宕子妻”，将被遗弃妇女的悲惨遭遇用于比作自己在政治生活中被排斥的情况，将思妇与丈夫之间的离别比作自己与兄长曹丕之间的疏远。曹植在诗中叹息自己与兄长之间逐渐疏远，用“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比喻自己与曹丕之间日渐悬殊的差距。同时在诗的结尾处，曹植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表达自己对国家的衷心，同样在言语之中也无不表露了曹植内心的悲凉。

　　曹植所创的文学作品，多数都以汉末的建安为分界线，在建安前期，曹植正处于青年，曹操对这个满腹才华的儿子更是宠爱。因此，在建安前期，曹植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无忧无虑、踌躇满志的情感。然而后期曹操逐渐对曹植失去信心，将目光逐渐转为曹植的兄长曹丕，立他为嗣，曹植的心境也逐渐由前期的无忧无虑转为心灰意冷。

　　三、魏晋文学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

　　从汉末建安时期开始，魏晋文学便开始发展，发展到晋朝时期，由于司马氏擅权，荒淫无度、贪恋酒色，在朝中大肆屠杀，导致晋朝时期的文学名士多数十分凄惨。因此，与建安时期的魏晋时期文学相比，晋朝时期的文学并不是诣在宣扬政治思想，更多的是在文学形式中感叹内心忧伤的心境。因此，魏晋时期文学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多半是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在诗中将理论与情感进行结合，使文学思想变得更加深远。

　　四、结束语

　　因此，在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中，除了对前朝文学形式的传承，在发展自身文化形式的基础上，对后世的文化更加奠定了基础，在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上为我国文化传承增添了靓丽的色彩。

　　论文摘要：*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刨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r肥沃的土壤。该文在论及“虚实在魂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鱼．动关系。

　　论文关键词：虚实；创作；隐秀；“永明”诗风

　　一、关于范畴研究的文学土壤

　　*古代文艺美学、文学理论中许多重要范畴，与古代哲学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是在哲学的影响下实现转化并被广泛应用的。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提出、形成以及历经千年的发展与演变，莫不与道家和佛教哲学息息相关。但古典文论中范畴的形成，其涵义的丰富与革新，又并非全部来自思想与哲学史，丽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受着文学实践活动这片丰厚土壤的滋润和培育。对此，当前学界常常割裂了虚实与创作活动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对其发展、演变历程中与不同时代创作实践的互动关系，还研究得不够。

　　一些学者论“虚实”时通常先从先秦哲学、美学中寻找其源头，但恰恰忽略了古典文学创作的深厚土壤，詹福瑞认为*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多比较重视文学理论范畴的哲学渊源，然而却忽视了影响文学理论范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其实这种忽视是很不应该的，毋宁说是对理论与实践、文论范畴与文学创作的一种割裂。党圣元先生谈到:“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的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认识的对象。比起哲学范畴，文学创作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多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来，建立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同时置身于时代政治、社会思潮和士人生活共同构成的个文化场，它影响着某一个文论范畴的内涵与发展，只顾及一方必然会产生偏执。

　　虚实范畴是古代文论中一个异常复杂而又极具民族特色的元范畴。其含义在千年演变中不断扩大、增生，具有极大的派生可能性，并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艺术门类。胡立新等人曾对其多重不同义项进行过系统而详实的盘点，着重评析了其中八种常用义项，但这只是种横向层面上的历时性总结。文论作为对文学活动的一种总结，作为对文学思想的一种提炼和升华，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进程。“虚实”范畴由于打上不同时代哲学思潮、时代精神、审美心理或文学创作的印记，在不同时期有一个不断充实、完善和改造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的含义指向是有所侧重的。在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玄学之争与文学创作活动的繁荣，虚实范畴实现了由哲学、美学向文学、艺术范畴的重大转变，偏重于创作中的情景关系、主体素养与构思心态等。这里，笔者着重谈谈在魏晋六朝时期虚实范畴的产生发展及与当时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二、“虚实”在魏晋六朝发展原因探秘

　　道家哲学对“有”与“无”的认识直接构成“虚实”范畴的最初渊源。《周易》阴阳观具有涵盖万事万物的最高抽象符号的意义，它开启了虚实的辩证思维，也赋予了其诗性特征。在虚实范畴真正广泛运用于文艺领域之前，还存在一个由哲学、美学到文艺、文学的转向问题，这是虚实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转变就发生在魏晋六朝时期，是直接由魏晋玄学论争引起的，并且在实现这种转变之中和之后，人物品评、言意之辩又为之注入了新的内涵，使虚实内涵在此阶段大放异彩，呈现出全新的格局。

　　(一)玄学思想促进虚实由哲学、美学向文学和艺术领域转变。汉魏时期，因*更迭频繁，斗争黑暗激烈，两汉经学也随着汉帝国的崩溃而衰落了。士人们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生死无常、得失骤变，思考了许多新的问题，在哲学本体论、社会伦理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而魏晋玄学正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核心是老庄学说，主张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尖锐地否定儒家纲常伦理，鄙视尘世间的沽名逐利、尔虞我诈，并以“心斋”、“坐忘”之法作“无待”之游。

　　玄学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他们论证了本末、有无、言意等问题，把哲学上升到纯粹思辨的高度。尤其是其中有无、言意等范畴的讨论，极大地充实了虚实范畴的含义，导致了虚实范畴由哲学美学向文艺、文学范畴的重大转变。玄学思想的发展前后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思想则将宇宙生成这一问题放在哲学、美学的层面来探讨，这对虚实范畴由哲学向美学、文学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庄子论哲学总在努力地抛弃“有”而专注于“无”，正是在这点上，他比老庄走得更远。这使*后世文艺创作及批评相对地更加重视对虚境的营造和品味。

　　(二)人物品评引发的“形神”、“气韵”范畴对“虚实”的启迪。人物品评的渊源和发展，非本文所论，这里集中探讨它在魏晋六朝时期对虚实发展的影响。虽然先秦时期人们将人物品评运用于相书，以对人物的祸富、寿天等进行评论、预测或议说，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已包含将人物的内在精神(虚)同外在形体相(实)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东汉时期，由于选举、提拔、任用人才的需要，人物品评正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并因曹操倡导和影响，实现了由重“德”向尚“才”的重大转变。刘劭作《人物志》，分析了人的筋、骨、气、色、仪、容、言(可见、可听之“实”)与内在智慧、德行、情感、个性(凭借意识、心灵和思维等感悟的“虚”)的关系。自何晏始，人物品评便迅速从鉴别、任用人才的政治需要转向对理想社会、人生意义与价值、人物个性与才能的哲学探讨和审美品评，并且在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大批玄学家的推动和践行下，人物品评开始带有与追求理想人格和生活态度相联系的审美性质。

　　这种品评人物的“神鉴”法，器重人的内在神和理(虚)，而不太在意外在的形和名(实)。要求凭借形，但又不局限于形，而须于凡形中见出奇神来。《世说新语》品评、识鉴人物尤其注重风神，当时在对“人”的审美鉴赏和评价中对“虚”(人物神韵之美)是异常地器重，这不仅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品评，还波及绘画等艺术领域。这是一种非常富有价值和意义的转向。可以说，自此以后，*古代艺术家乃至一般士人都在魏晋六朝开拓的“虚”之美中进行不断探索，熔铸着他们的创造精神和生命追求，寄托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艺术境界。

　　而魏晋六朝“气韵生动”的命题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赋予艺术对象一种生命运动力，必须有某种“虚”之美，“虚”之况昧，而不在于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和描述，太“实”则作品缺少个性、张力和灵动。这对当时虚实含义的更新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虚实”当时在两个层面上涵盖了“气韵”、“神韵”以及“形神”范畴，或者说其涵义有主体才情素养和欣赏诗味虚美两个层面。

　　(三)言意之争引发对“虚实”内涵的拓展。在王弼“贵无”的哲学思想中，语言论意义的言意之辩又与本体论意义的有无之辩相辅相成。言意之辩引发艺术家对意的不懈追求，又为这一阶段虚实范畴中创作主情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玄学在认识论上足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为基本方法的。王弼关于“言一象一意”三者关系的论述源于庄子的“得意忘言”论，但又融合了易传的“立象以尽意”之说。“王弼的明象把玄学的贵无引到文学理论中，直接带来了文学理论的得意忘言以及重神轻形”。这为魏晋文论家总结创作中如何处理好外物摄取(象)与情感传达(意)，即当时“实”与“虚”的关系，如何生发出一种“味”来，从哲学的层面提供了理论先导。

　　可见，虚实思想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形成和丰富，是得益于玄学思想、人物品评、言意之辩形成的磁场的共同作用。玄学之争根本一实现了这一范畴由哲学、美学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变。并且，玄学思想中言意之辩促使人“忘言”后去捕捉“意”，及人物品评思潮诱导下的重神轻形等，都极大地开肩了“虚”的范围，部分元素被虚实思想吸收后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创作、美学思想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表现

　　经玄学思想的蔓延和传播，虚实在魏晋六朝有了全新的变化，实现上，上述转变后，其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提升，这与这一阶段文学的全面觉醒，以及在哲学与美学思想影响下日趋走向繁荣的文艺创作密不可分。虚实的发展得益于当时各种复杂而激烈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态势对陆机、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激发和启迪，他们先后对“实”景与“虚”情等等关系进行了敏锐的探讨和及时的总结，对文艺言志、抒情特征作了深入的挖掘。虚实范畴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具体含义，着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向作家的精神、人格修养和创作心理状态，重点论及创作主体层面。“实”即充实，是指人生阅历的广博和学养的富足；“虚”指虚怀若谷的胸襟(心空、不拘、空阔等)，又指能忘怀尘俗的虚静心理(守雌、心斋、离俗、离欲等)。

　　虚实论的此种涵义在先秦至汉阶段就有了萌芽和端倪，只是魏晋六朝时期才被理论家正式鲜明归纳总结出来。刘勰在谈文艺创作的“神思”说时即是辩证地看待这种虚实关系的。“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神思》)。作家在创作伊始，必先有一定的心理基础，既要虚静养心，“虚而待物”，清除心里的成见杂念，使精神纯净，才能达到最全的认识，义要积学明理，对人生阅历悉心体察，以获得充实的学问积养。这两方面结合才能“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是从儒、道两家的思想中辩证地吸收了儒家重“实”的精神和道家尚“虚”的传统，结合起来看待文艺家的精神修养，尤其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视野、阅历、经验与学养等。

　　二是指向景物、物象与情思意理。这是从文艺作品内容的主客关系上着眼的，“实”指外界的人事景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是有形的、具象的；“虚”指情思意理，体现于人的意识心灵，抽象或朦胧的，是无形的。这里，虚实论与情景论有着交叉的涵义。或者说，虚实关系即指情景关系，化景物为情思即是虚实交融的表现。

　　陆机在《文赋》中称“诗缘情而绮靡”，只讲情，不言志。大胆地突破了讽刺教化文学的“言志”文学观，以情感作为文学的根本，从根本上肯定和激赏文学中的“虚”，为虚境争取了一定的空间和领地。其“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又看到了作家悲喜会因外界四时实景的变化而不同。刘勰在《物色》篇中进一步发挥了陆机“感物缘情”说，更为细致地描绘了四时景物的变化怎么激发了诗人的情感，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观点看，他始终兼顾了“虚”与“实”的二面。钟嵘论“物感”说时将“物”由自然实景的视域扩大到了种种社会现象，对“实”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

　　要之，魏晋六朝时期批评家从创作表现的情和景、意理与物象两方面的关系处理中讨论虚实问题。

　　四、“虚实”与魏晋六朝文学创作之关系

　　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虚实连同，如情景、形神、言意等，相关范畴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文学创作活跃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主题关乎生死、游仙和隐逸等方面，是士人作家内心苦痛和挣扎的自然流露，他们对人生的短暂、生命的脆弱、政治的残酷、命运的坎坷溯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有了全新而深刻的感悟，也奠定魏晋六朝文学悲剧性的感情基调，正是这种感悟、思绪、情感和体验的传达构筑了虚实内涵中“虚”之维。伴随着对传统礼法、名教的怀疑和否定之风，崇尚自然在文人身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为蔑抛世俗、放诞不羁、顺任情性，表现为对个体人格尊严、个性自由、理想家园的执着追求。这是一个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文人赋予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首次将文学放到了与立功、立德同等的地位，肯定了文学独立存在的不朽价值。而且文人开始摆脱儒家的文学功利观来从事创作，由日常生活到作品内容，形象刻画等，都表现出对个体人格、尊严、情感、个性、自由等的强烈追求，各自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和美学风貌来。这些都标志着一个艺术风格和流派多样化时代的到来。这一阶段，文学摆脱了儒教“止乎礼义”的束缚与麻醉，以及“温柔敦厚”之风的单一和刻板，日益体现出赏心悦目、抒情言志的审美特点来，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

　　作家人格的觉醒、个性的张扬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是引发众多批评家进行总结和探讨的前提，极大地诱发了他们(其自身也是诗人，这种双重身份是*古代文学创作繁荣和文论繁盛的先天优势)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引导当时文坛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后世提供师法的楷模。魏晋六朝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是这一阶段文学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取得极大成就的重要土壤，是诞生单篇作家作品评论(如曹丕《典论·论文》)或系统理沦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关乎作家主体的人格精神、气质个性和对时世对人生抒发的复杂情感是虚实含义多元化产生的基础。

　　正是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等对文学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虚实思想准备了温床。那么具体到这一阶段的文本和创作呢?纵观魏晋六朝*四百年的文学创作，一部《世说新语》便是他们言行、思想和心灵的折射。他们在反叛和怀疑中，在失望和憎恨中，在蔑视和怠慢中，散发出一种昂扬的激情和鲜明的个性。

　　这一阶段作品数量与种类之多，从《文选》可见；诗人数量之众，从《诗品》可见；文体的繁多，流派风格的多元化，从《文心雕龙》可见。这些繁荣的文坛局面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加之玄学思潮的勃兴，士族的兴起和对山水的发现，为虚实等大批范畴的催发提供了契机，注入了血液。故陆机、刘勰论虚实之缘情，不单作为诗人身份，就是面对当时大批既有的创作成果，是有总结的可能和必要的，是有亲身的体会和感受的。参差不齐的创作格局，个性化诗人的成批涌现，各具特色的魏晋风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刘勰探讨诗人的学识素养，为陆机总结创作的过程，为他们理清自然物象与人的情感，情感与表达之关系等，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虚实范畴涵义的充实、完善和总结，是深深根源于创作实践的，是紧密结合于文学活动的。离开了创作的土壤，这朵色彩艳丽的花儿不可能开得如此茂盛和鲜艳。探讨虚实不能单从理论层面人手，事实上虚实论的内涵从来都是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的，这在唐宋时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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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的风流：卫玠：看杀卫玠

魏晋名士的风流：卫玠：看杀卫玠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欢迎大家分享。

　　卫玠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

　　“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杜丽娘在《牡丹亭?惊梦》中的这一段，唱出了多少明清妇女对礼教压抑人性的怨恨和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可惜啊，如果她们能早生个1000年，便真能在“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时代里，放肆地追求自己的心上人了。

　　东晋著名史学家干宝曾在《晋记?总论》中无可奈何地写道：“晋时女子，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之过，不拘妒忌之恶。”

　　诚如干宝所言，生活在礼教影响力相对弱化的晋代女子对爱情的追逐是大胆而热烈的。潘岳掷果盈车的故事，自不必多说。比潘岳更早50年的周瑜，英姿勃发，秀美宛若玉剑，江左人人赞曰“周郎”。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而且妙于音律，擅长抚琴。他走在路上，只要听闻有人弹错了琴声，便会寻着琴音，找到那人，手把手地教他弹琴。后来，众多忠实的“瑜迷”抓住规律，纷纷搬到周瑜时常路过的地方，故意弹错琴声，希望周郎能顺着琴声，缓步走上阁楼，与其亲密接触。从此，江南便多了一句“曲有误，周郎顾”的童谣。

　　公元312年，让诸如王济、王澄等京洛名士都自惭形秽的清谈美少年卫玠，因中原“五胡乱华”而辗转南下流落到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想当年，卫玠早在正太时期，曾坐羊车出现在洛阳街市，如潘岳一样，卫玠马上被一群妇女围住，惊叫道：“何家璧人。”之后，卫玠所坐羊车，立马在人群中产生台风效应，几乎整个洛阳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观之者倾都），欣赏这位如碧玉般朗然照人、让人发萌的正太。

　　这次，时年27岁但早已美名远播的京城美少年来到建业，建业的妇女老少自然是全城轰动，引发了狂热的追星热潮。为了竞相一睹卫玠“风神秀异，不堪罗绮”的玉容，建业全城的百姓将所有卫玠途经的街道都围了个水泄不通，使得从小体弱多病，弱不胜衣，又一路辗转避难南下的.卫玠，在人群中举步维艰。结果，卫玠多病孱弱的身子骨没经住这股粉丝的热情巨浪，没几天，竟香消玉殒了，史称“看杀卫玠”。不难想象，就当年建业百姓欢迎卫玠的这阵式，与当今粉丝追逐明星的那热闹劲相比，也有得一拼啊。

　　在魏晋南北朝，不仅*民女子敢大方地表白自己的爱慕，连与杜丽娘一样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也能勇敢地追逐自由的爱情。西晋开国元勋丞相贾充的女儿贾午，在一次宴会的窥探中，对父亲的下属，风流倜傥的美少年韩寿一见钟情。此后少女春心荡漾，对梦中情人日思夜想，夜不能寐。几天之后，实在忍不住的贾午便让自己的侍女去主动联系韩寿，勇敢地告诉对方自己的爱慕之情和自己容貌的端庄亮丽。韩寿得知花容月貌的丞相千金倾慕自己，也是怦然心动，当即令侍女转达他的爱意。

　　当天晚上，韩寿就乘夜深人静之时，悄悄翻东墙而入贾府，与贾午在其闺房幽会。一番恩爱缠绵，山盟海誓后，贾午特意将从父亲那里偷来的西域奇香，作为定情信物，送予情郎。这种香是晋武帝特别赏赐给贾充的，香味奇特，而且用过后一个月香气都不会消失。

　　后来，韩寿在上班时，身上的奇香引起了同僚的关注，这怪事就很自然地传到了领导贾充的耳里。贾充是个明白人，知道这种奇香当时晋武帝只赏过自己与大司马陈骞两人。然而，人家陈骞的闺女老不老实，他不知道，但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的，贾充他当爹的，还是清楚的。已经大致猜到八九分的贾充，没有声张，在私下调查属实后，这位曾有过“弑君”这样“光辉历史”的父亲，实在也不好以老道先生的形象阻挠女儿自由恋爱，便遂了女儿的愿，将她嫁于韩寿（这也是成语“韩寿偷香”的由来）。可以说，贾午用自己的大胆和勇敢，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果实。

　　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不仅*民百姓、大家闺秀敢大方地表白自己的爱慕，连身为一朝*的太后也敢于大声地唱出自己的儿女私情、七情六欲。北魏胡太后胡充华不但公开交往情人，还在情郎杨白花叛逃南方后，将自己对他的思念写成情歌唱给全天下人听。她的《杨白花》词云：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零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胡太后为了尽情，还命乐师整日在她寝宫外，吟唱此曲，摆明要让全天下都知道她对情人的痴心一片。一朝*，本该母仪天下的太后都能如此毫无顾忌，大胆地表达对情人的思恋，当时妇女对待爱情的大胆程度也就不难想象了。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牡丹亭?寻梦》）杜丽娘在梅树边的这句绝望的呐喊，道出了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是啊，如果一对男女单纯因“爱”而取悦对方，努力让对方感受到幸福，并最终走到一起，那即便最后“酸酸楚楚有人怨”，两人渐渐成了*行线，也不会有太多的后悔，因为就算是“错”，也是自己的选择。可是，即便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样最简单的要求，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也还是遥不可及。与之相比，敢爱敢恨的魏晋男女，明显要活得潇洒得多。

　　话分两头，卫玠的这种弱不胜衣、我见犹怜如林黛玉般的病态美在南朝后期深得人心，并且发展得渐趋极端，几乎所有的士族子弟都在潜移默化中把这当成了男性美的标准形式来追求。对此，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梁朝士大夫，大都体质娇弱，面色苍白，形神消瘦，出则坐轿，下轿则要靠人搀扶方能行走。城市里，没有一个士大夫骑马的。如果有人骑马，则会被所有同僚以“有野心”的罪名弹劾……有个建康令名叫王复，生性儒雅，从未骑过马。一次，仆人牵着匹马来到他身边，那马嘶吼了一声，王复就吓得抱着头乱叫：“这明明是老虎，你为何对我说是马？”

　　诚然，不堪罗绮、肤脆骨柔可以视为男性美的一种形式，像卫玠、贾宝玉那样的男人在一个大家族，在一个国家里也不是不能有，但如果整个精英阶层的男士都朝此方向发展，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父母、妻儿的犯罪了。想当年，南梁保持了五十年的大体安定，表面上十分繁荣，堪称“盛世”，可是正如上文颜之推所说，南梁士大夫几乎个个都是卫玠，一个个都体弱多病，骨软无力，有人甚至把马当作老虎一样畏惧。

　　试问，这样病态的精英阶层领导下的国家，怎堪一击？他们根本不堪一击。公元549年，东魏叛将侯景率领区区五千老弱残兵，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梁朝陈兵百万的防线，并一举攻陷台城（今江苏省南京市鸡鸣山南侧），活捉了梁武帝和一班文武大臣。公元554年，西魏五万大军攻梁，有数十万军民在手的梁元帝萧绎，才败几阵，便出城投降。

　　可以说，这两场战争，给南朝士族社会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那些*日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士族子弟，在兵荒马乱之时，有什么生存能力？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他们有的身怀大量金银珠宝逃亡，但因不会骑马，又体弱多病跑不了多远，往往在途中饿死。他们有的则比较有自知之明，知道肯定逃不远，就干脆坐在家里，等着贼兵找上门来，上演灭门惨案。江陵陷落时，西魏强掳了十万梁朝居民北上，可最终活着走到长安的只有三万人。不用说，那些如卫玠一般被粉丝“看看”就会香消玉殒的贵族子弟，在西魏士兵的皮鞭下，活着走到长安的概率，几*于零。

　　如今，日韩港台的“花样美男”文化也渐渐在*内地开花结果，不但众多女性对这些“花样美男”趋之若鹜，极尽追捧，连很多男性也纷纷效仿他们的中性化装扮，并引为时尚。可以说，在*的大城市里，现在男人染发、烫发、留长发，戴耳环、耳钉，擦粉，上香水，抹唇蜜等都已十分普遍。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这是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男人阳刚人格的塑造。毕竟，对男人而言，与“美化市容”相比，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啊，男士最好既拥有漂亮的外表、迷人的气质，也拥有男人与生俱来的朴实、率直，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这样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才应该是我们今天的*男士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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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

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上有多个大一统的王朝，但是也有多个*更迭如走马观花般的乱世。这些个小*国家纷至登场，相互对峙，自我感觉也是一世之雄的样子。但只是苦了后世人，许多人对这些时期总是一脸蒙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希望大家喜欢！

　　一、楔子：旧时代的终结

　　秦汉帝国是*历史上极为强盛的时代(尤以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为顶峰)，而其强盛的基础则在于极为彻底的编户齐民制度，国家通过控制编户，强有力的保证了税源、兵源的充足，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了条件。

　　但是自西汉元帝以来，伴随着官僚机构的逐渐腐化，地方豪族出现，他们包庇人口、武断乡曲，他们的存在与秦汉帝国的体制相对立，到了东汉中期，部分豪族通过家传经学逐步转变为士族，逐步从地方进入中央官界，进一步巩固其势力。与之同时，官僚机构进一步腐化，导致皇权弱化，外戚和宦官不断的争斗导致了中央权威的丧失。在中央和地方两股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国家对地方日渐失去控制，最终本为监察区的州转变为行政区，帝国开始走向瓦解。

　　西晋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士族和豪族完全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社会，国家对地方控制极弱，晋武帝繁琐、细致的布局正体现了西晋局势的一触即溃，最终在晋武帝去世后不久，毁灭晋王朝的八王之乱正式爆发。

　　八王之乱看似为宗室间的大混战，但实质上则是被诸王引为幕僚的士族间的乱战。宗王本身并无自身势力，他们在出镇一方之后吸收当地士人进入都督府，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通过地方士族对州郡进行控制，赵王伦之孙秀、齐王冏之五公皆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代表，因而八王之乱实质上是离心于中央的地方势力的乱战，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士族之间的矛盾，体现了西晋社会整合的失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内迁的胡人站上了历史的前台。

　　综而言之，魏晋时代无法统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秦汉的编户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士族和豪族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宰，如何处理与其的关系，成为魏晋时代最为严峻的问题。

　　魏晋时代的北*历史可以分为三段：五胡时代、北魏时代、北朝时代。其中北魏时代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又可分为“后五胡时代”和“前北朝时代”。就北*的具体事实而言，其主要矛盾有一横一纵。

　　横向的矛盾在于民族关系(魏晋时代的民族矛盾与*现代以来的国族矛盾截然不同，魏晋时代远远没有出现政治意义的民族共同体，此时的民族是以文化为基本区分标准的，因而断不可以*代视角观之)，胡族的活跃造成其塞北体制、文化与汉地的强烈冲突，造成强烈的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在两赵时代，这一矛盾贯穿整个五胡时代。

　　纵向的矛盾在于阶层关系(政治矛盾)，长期以来士族都是官僚的主要构成，胡族君主如何处理与士族、寒门、地方豪族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的问题，这一矛盾在孝文帝门阀改革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了北魏末期的崩溃，并成为北朝时代最为重要的议题。

　　二、胡汉分治与两赵时代

　　长期以来，北方的胡族都保持着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五胡的君主早已不是北方的单于，而是帝国的皇帝，如何处理胡族与汉族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摆在胡族君主面前的重要问题。应该承认，虽然如刘渊这样的君主对汉文化有着丰富的了解，但是胡汉社会的矛盾并不是靠君主的个人才能便可以解决的，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君主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办法，因而他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胡汉分治。

　　所谓胡汉分治，顾名思义是对胡族和汉族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一方面模仿*官僚结构，建立一套汉化的帝国系统，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专门管理胡族的机构和组织，两者互不干扰，同时并存。由此形成皇帝-官僚-州郡、大单于-酋长-部落两套系统。

　　胡汉分治的重要标志便是大单于的设立。大单于即是胡族机构的长官，一般由宗室担任，诸如刘聪、石虎都曾任此职，两赵时期大单于基本相当于皇位继承人，大单于的专属机构为单于台，下设左右辅及其他官吏，【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属于胡族自治的范畴。

　　应该说胡汉分治的体制是极其简陋的，并没有试图解决胡汉对立的问题，只是将之搁置以图稳定，却为王朝埋下了隐患。这体现了五胡时代前期，受制于时代的影响，胡汉矛盾的难以调和，而这种民族矛盾又深刻的体现在两赵*之中。

　　如果说刘渊冒称汉室体现了他的汉化倾向的话，随着靳准之乱的爆发，刘汉*之内的胡汉矛盾也显现出来。刘曜*定叛乱之后改国号曰赵，是为前赵*。前赵虽与前汉一脉相承，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却是属于两个完全的系统，刘耀以【冒顿配天，以元海配上帝】，实则意味着抛弃了刘渊所宣扬的刘汉宗亲的身份，回归了匈奴传统，体现了五胡时代的胡汉对立。

　　后赵*的体制与前赵基本相同，同样以大单于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胡汉分治的体系，而其民族矛盾比之更为严峻，最终在宗室、武人的乱战之中，后赵*在冉闵的大屠杀政策中落下帷幕。

　　除了胡汉分治以外，两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宗室之间的残杀。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直言，宗室在两赵*中占据重要地位，实则是继承于胡族部落传统，宗室掌握了军政大权，往往对皇权造成威胁，皇权为了巩固权力提拔外戚、宦官，最终加剧了政治内斗，引发了*的衰亡。

　　应该看到，宗室问题体现了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传统和汉族体制的冲突，如何抑制宗室，加强皇权成为五胡时代的重要命题。

　　总而言之，两赵时代作为五胡时代的前期，是胡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代，内乱、屠杀层出不穷，体现了胡汉冲突对于*稳定的烈影响。就其体制而言，主要体现在胡汉分治和宗室掌权两个方面，显现出胡汉融合依然任重道远。

　　三、五胡时代的后期与秦燕对立

　　冉闵之乱后，后赵*趋于崩溃，北*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而继之而起的则是前秦和前燕两个*，两个*处于五胡时代的后期，都对胡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但是仔细考察两国的体制，会发现由于地缘条件、社会结构的不同，两个*的体制存在不同的倾向，而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成为北魏政治的先声。(同时存在的还有前凉*，应当说诸凉*保存了大量经学文化，为之后的胡汉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缘独立性，与北*政治主线关联较小，在此不论)

　　(1)前燕与士族政治

　　前燕*应当说是五胡时代汉化较为成功的*了，这与其特殊的地缘条件息息相关，晋末以来神州沉陆，地方势力较大的豪族以坞堡的形式在乱世中生存，而那些势力较弱或是不愿忍受战火的汉族士人则开始逃离中原，去往边疆。陈寅恪先生敏锐的指出五胡时代*的迁徙大体有三个方向，向南投奔东晋、向西投奔前凉、向东投奔前燕。

　　由于前燕所处的关东地区历来以文化见长，因而*士大夫的文化素养对前燕*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也成为前燕*入主中原的中坚力量。前燕*凭借这一优势，积极推崇晋室、侨置郡县以便吸引、安置*，并建立一套汉族官僚体制，将士人吸纳进入前燕*之中。晋书如是记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北海逢羡、广*游邃、北*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就体制而论，前燕与两赵相比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其废除了以大单于核心的胡族自治系统，整个*的中上层只有一套统一的汉化体制，体现了五胡时代后期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整个前燕*的体制都是一元化的，其中还设有军封(营户)，即由宗室统领的军事特区，这一区域由宗室自治，君主对其控制较弱，应该说是胡汉分治体制的改善版本，同时也是北魏军镇的先声。与两赵相比，其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军封与州郡只是军事与行政的对立，而不是胡汉的民族对立，其对立范围已经中央缩小，第二，两赵*自上而下的设置了一整套胡族自治体制，而军封只是作为特殊行政区存在，不涉及中上层的国家行政结构，中上层结构依然是一元化。

　　虽然前燕大量吸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多身处地方州郡或是中层官僚，真正占据政治核心的依然是宗室贵族，不得不说这同样体现了胡族传统的影响。虽然前燕*在体制上与两赵时代的胡汉分治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政治核心层宗室和皇权的斗争依然激烈，在剧烈的内斗和上层自身的腐化之中前燕*最终被前秦所灭。

　　(2)前秦与皇权政治

　　之后我们再来看前秦*。前秦*前期同样沿袭了两赵的胡汉分治体制，苻健在【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同时这一时间前秦*主要由氐族酋豪构成，【以南安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定梁楞为前将军, 领左长史……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

　　然而到了苻生时期，大单于一职便不再见诸于史籍，胡族体制也逐渐被汉化体制取代，也就是所谓【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到了苻坚时代，其行政体制更是进一步完善，应该说前秦*同样改进了胡汉分治的体制，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然而同为五胡时代后期，前秦*却显现了与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气象。前燕后期已然是一派腐化之相，【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这样的景象哪怕即使是败亡之际也未在前秦出现，恰恰相反，史载其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谷川道雄甚至直言“让人想到了类似汉唐统一帝国的极盛时期”，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我认为相当于从地缘条件和政治体制之中寻找答案。

　　如果说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前燕的“士族政治”，那么关中的景象却是截然不同，自古以来关中地区彪悍尚武，文化素养相对较弱，故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俗语，加之东汉以来关中饱经战火，士族进一步凋零，前秦*内部士族势力十分弱小，正是在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前秦*创造了与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苻坚统治期间，重用王猛等*官僚，打击氐族权贵，建立了强大的专制体制。苻健皇后之弟特进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邓羌【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豪强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苻坚不禁感叹：【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前秦的这番景象不禁使人联想到了同为关中*的嬴秦与西汉，其厉行法治、打击豪强之决绝，仿佛使人置身于恢弘的秦汉帝国，那是一个君权强盛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德昌明的时代，在苻坚和王猛的身上人们重新发现了这种“关中性格”。

　　在*古代史的前半期，北*存在两个核心区域，也就是关中和关东，由于地缘条件和社会风俗的不同，二者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正如战国时代秦国与六国的对立一般，在五胡晚期，前秦和前燕代表着关中和关东再次对立起来，这一次的对立，也成为北周、北齐对立的先声。

　　自秦汉而魏晋，汉族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一种强调君权至上，追求君主的绝对权威，另一种强调士族利益，主张将士族广泛吸纳入*之中，前者是秦汉传统，后者是魏晋风貌，前者代表皇权政治，后者代表士族政治，当问题逐渐缓解，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摆在胡族君主面前，是回归秦汉帝制，还是接受魏晋现实，这样的争论从燕秦之争延续到北魏时代，成为贯穿北朝史的重要议题，而此时仍只是萌芽。

　　然而秦汉帝国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士族与豪族纵横的魏晋时代，他们不可能建立一套覆盖整个北*的户籍制度，更不可能重建秦汉时代“一君万民”的政治体制。前秦*打击士族、豪强，却无法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最终导致了淝水之战后由于对地方控制能力的不足，前秦*土崩瓦解，可以说，前秦*的败亡，在民族矛盾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政治上的矛盾。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及前秦的败亡，认为之前苻坚迁徙氐人分守重镇的政策导致了中央地区实力虚弱，是一大失政。但是苻坚之所以要迁徙氐人，恰恰是因为之前北海公苻重在洛阳谋反，因而才希望通过这一政策稳固关东。对于前秦*而言，迁徙氐人是叛乱，不迁徙氐人同样也是叛乱，这与政策本身并无关系，前秦*本身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这个死局的关键就在于其所追求的秦汉体制。

　　综上所论，前秦*是民族矛盾和体制问题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此时民族间矛盾极深，五胡贵族在无法真正融入前秦*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前秦打击豪强的政策，他们对地方控制能力极弱，一旦叛乱爆发根本无力阻挡。

　　苻坚和王猛向往着那个恢弘的秦汉时代，他不顾所有人的阻拦一心南征，只是因为他用一生追寻着那个【混*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的全新世界，也许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在在一个士族桀骜、夷狄中央诈的时代，追寻着不合时宜的理想，徒留后人凭吊。

　　关中与关东、皇权与贵族，在五百年后，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秦与六国的时代，只不过这一次，历史的出口更加遥远。五胡晚期的燕秦对立，意味着胡汉矛盾开始逐步缓解，胡族君主开始探寻历史的出路，开始尝试建构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待到北魏重新统一北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四、崔浩事件与北魏的政治分野

　　淝水之战后，统一的前秦*开始崩溃，各个*纷纷复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军队，自此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北魏的前身代国在五胡时代前期并无特殊之处，距离中原核心区也十分遥远，那么北魏*究竟凭借什么样的特质才会如此迅速的崛起呢?*人论及此时北魏体制，无不提及离散诸部一事。

　　【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编户】，【道武*中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所谓离散诸部，顾名思义，即是将原有的塞北部落体制彻底打碎，由中央进行直接控制，以此达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如果认为北魏就此便实现了中央集权，能够对地方实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恐怕与事实不符。

　　事实上，离散诸部的政策并不是道武帝的独创，早在前秦时代，苻坚便实施了相应的政策，【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这既印证了苻坚恢复皇权体制的志向，却从侧面证明了制度与现实政治的脱节，前秦最终便亡于社会整合的失败。

　　魏晋时代*之所以难以统一，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整合以士族、豪族为代表的中层社会。士族和豪族在地方拥有强大势力，使得可供王朝利用的编户十分稀少，王朝的财政、军事力量得不到保证，如果不能将这些中层社会整合进*之中，帝国的统治根本无法稳固。而在胡族*之中，以君长、酋豪为代表的部落首领同样是与之性质类似的中层领袖，想要利用一项改革就彻底击垮他们显然是不可能的，所谓【始同编户】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理想罢了。

　　胡族体制被打碎之后，如何尽可能的整合胡汉中层社会力量便成为摆在北魏*面前的重要命题，由此产生了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对汉豪族权力的承认，也是对胡族酋豪的妥协，使之成为北魏*的基层领袖，既吻合汉地的社会结构，也是北魏前半期国家力量的极限。

　　北魏的历史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半期为后五胡时代，后半期为前北朝时代，划分的依据在于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胡汉民族矛盾依然是北魏*的主要矛盾，但是政治矛盾也开始显现，而到了后半期，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深入，民族融合逐渐完成，政治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北魏*的主要问题，开北朝之先声。

　　自五胡后期以来，民族矛盾开始缓和，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亦即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巩固*的统治基础，维护帝国的统治。这一问题在五胡后期便开始出现，前秦和前燕给出不同的解答路径，北魏即将统一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恰恰相反，北魏*内部出现了鲜明的政治分野。这一矛盾的第一次突出展现，在于崔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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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女诗人有哪些

民国时期的女诗人有哪些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下面是关于民国时期女诗人有哪些的内容，欢迎阅读！

　　冰心

　　她是久负盛名的散文作家。她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宽广人性是她的生命力。虽然作品数量很少，而且没有长篇，但她那富有声音的作品，以及对人性的一种侧面的仔细的洞察，就像《小桔灯》一样，赋予我们以温暖心房的光芒。一代代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她的出现，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真诚的爱心。

　　孟小冬

　　在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问世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她。她的名字只有在那些关于《梅兰芳》或者《杜月笙》的传记中偶尔出现。但现在，通过陈凯歌的那部电影，全*、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开始注意到这个闪耀着奇异光辉的名字。她的绝世唱腔，她与梅兰芳、杜月笙缠绵悱恻的动人爱情，她的真性情与绝世的美貌，让她注定为世人所注目。她是梨园的“冬皇”，她就是绝世名伶——孟小冬!

　　阮玲玉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懈追求。她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的明星气质在那个时代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于是，名妓花魁时代日益衰落，代之兴起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也带领上海进入交际花时代。只可惜，25岁的她却自杀了！只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可悲可叹！

　　陆小曼

　　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一个备受争议却从不愿为自己辩白的女人。她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她是不顾一切选择徐志摩的传奇女子，得到爱情却守不住婚姻，挚爱的两个人被命运开了场玩笑。她不是烟花，却比烟花寂寞三分；她不是玫瑰，却比玫瑰美艳动人。她是一汪碧海，澄净透明却又深不可测。她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兴风作浪，她可以挑起所有男性潜藏的热情与欲望。

　　萧红

　　鲁迅曾说，萧红是当今*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可以说是唯一的。她笔下的主角经常是生活困窘的女性。她自己本身也生活困苦，更能体会到处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艰难和不易。她一生坎坷，颠肺流离，最后客死异乡，尤为可怜！

　　杨绛

　　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和朋友。她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她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她固守于*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她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自己的灵魂清点行囊，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静地上路。5月25日，她离开人世，我们仨从此再无生离死别。

　　张爱玲

　　她年少成名，一枝独秀。她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宛若金针，貌似漫不经心地描龙绣凤，实际上却将字字句句都刺在了读者的心头。她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更正宗，文化造诣极深。她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她和胡兰成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让多少人悲叹不已。她的一生，纠结着时代和命运、东方和西方、人生和文学、真实与虚幻，从不寂寞，却很孤独。

　　林徽因

　　她娇艳动人，多才多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就，举足轻重。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但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她的生命里出现过三个重要的男人：徐志摩、梁思成和金岳霖。徐志摩是她的初恋，她倾慕的情人；梁思成是她理想的伴侣，现实的选择；而金岳霖是她的知己，一生的灵魂伴侣。她标志了一个时代的颜色，出众的才，倾城的貌，情感生活也像一个美丽的童话，幸福而浪漫。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丁玲

　　丁玲(1904一1986)原名蒋伟,湖南临澧人。少年时在长沙,上海等地求学。后赴北大旁听文学课程,其间创作了小说《梦珂》引起文坛反响。193O年丁玲加入左联并任党团*。第二年加入**。

　　陈衡哲

　　陈衡哲(189O一1976)湖南衡山人，幼年时在上海女中读书，后考取公费留美生赴美国学*。陈衡哲是民国著名的才女，是*第一位流美女生，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大学女教授，现在著名女作家，诗人，最早发表白话文小说的女作家。其文风思想犀利，风格卓异，学术上，思想上独树一帜，才华横溢，为民国不世出的才女。1976年86岁的陈衡哲在上海病逝。

　　苏雪林

　　苏雪林（1897—1999年），安徽太*人，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知名女作家、学者。原名苏小梅，1919年改名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老梅等。她的著作颇丰，其中有小说散文集《绿天》，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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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各个时期的诗词

苏轼各个时期的诗词

　　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下面是下小编整理的苏轼各个时期的诗词，欢迎来参考！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此时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此时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此时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此时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此时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然后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宋史》、《东都事略》有传。诗、词、文、书、画均卓然大家，着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东坡乐府》三卷。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词学上，为北宋词坛豪放派主要作家之一。

　　【守岁】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和子由踏青】

　　春风陌上惊微尘，游人初乐岁华新。人闲正好路旁饮，麦短未怕游车轮。城中居人厌城郭，喧阗晓出空四邻。歌鼓惊山草木动，箪瓢散野乌鸢驯。何人聚众称道人，遮道卖符色怒瞋。宜蚕使汝茧如瓮，宜畜使汝羊如麇。路人未必信此语，强为买服禳新春。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神。

　　浣溪纱

　　苏轼

　　簌簌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行香子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

　　水天清、影湛波*。

　　鱼翻藻鉴，鹭点烟汀。

　　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

　　算当年、虚老严陵。

　　君臣一梦，今古空名。

　　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浣溪沙

　　照日深红暖见鱼，

　　连村绿暗晚藏乌。

　　黄童白叟聚瞧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

　　猿猱闻鼓不须呼。

　　归家说与采桑姑。

　　蝶恋花

　　【宋】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水龙吟

　　苏 轼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水调歌头

　　苏轼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

　　长记*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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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氓》看春秋时期的婚恋*俗

《诗经.氓》看春秋时期的婚恋*俗

　　《诗经》是*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优美的语言、动人的描述以及质朴自然的表达方式，更在于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诗经.氓》看春秋时期的婚恋*俗，希望能帮到大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婚恋诗占了三分之一，是《诗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述：“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眩目起来”。[1](P45)这些婚姻爱情诗为我们描绘了关于婚恋的民情风俗图。其中，《卫风·氓》是非常著名的一篇。

　　围绕着这首诗,学者们大都专注于对男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研究,①而对诗中表现出来的婚恋*俗的研究却不多。其实，这首诗包含着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它通过一位弃妇对她和氓恋爱、结婚、被弃的过程的自述，不但深刻反映了古代妇女在婚姻问题上受到的压迫和伤害，而且对当时的婚恋*俗也有深刻的反映。因此，它对研究春秋时期的婚姻生活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自由恋爱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的婚姻受到极大地限制。在封建社会的大前提下，儒家伦理思想支配了一切，自由恋爱成为一种奢望。然而，在儒家伦理思想未成为正统的春秋时期，下层人民对婚姻仍有一定的自*，《氓》中所描述的情景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氓》中的男女主人公均为下层人民，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以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男主人公“抱布贸丝”、“来即我谋”，向女主人公求婚，最后女主人公私自答应了这门婚事，并“秋以为期”。约定婚期后，女主人公又恋恋不舍，送了心上人许久。婚期将至，女主人公盼望男主人公早点来迎娶她，以至于“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男女双方并肩行走，谈笑风生，这样的情景在以后的封建社会无法得见，从中便可窥见春秋时期下层人民在婚姻行为中的自由。这是诗的前半部分，男女双方从相识、相交直至步入婚姻，未受到太大的阻碍。可见在春秋时期，下层人民在婚恋方面确有不小的自由。

　　《诗经》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邺风·静女》、《郑风·野有蔓草》、《陈风·东门之枌》、《郑风·溱洧》等诗篇也反映了当时下层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情景。这种事情在当今社会当然非常自然，但在两千多年前，却令人惊叹不已。

　　为什么春秋时期下层人民的婚姻可以有这样自由选择的空间?这需要从当时的具体环境来分析。当时，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再加上生产力比较落后，因此，必须大量增加劳动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想方设法促使青年男女结合，甚至以行政命令进行干涉，对再婚行为也不做过多限制。而下层人民是繁衍人口的主要群体，因此下层人民比上层贵族拥有更多的婚姻自由。

　　二、媒妁之言

　　春秋时期的婚姻为聘婚制，践行起来便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出现的时间很早，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这类人就已出现。媒人在当时的婚嫁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有“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2](P51)的说法。这一点在《氓》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氓》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两情相悦，但苦于没有“良媒”，因此不得不“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实际上，周代就已设置专门官职管理百姓的婚姻大事。《周礼·地官》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3](P360-P364)从中便可看出媒人在当时婚姻嫁娶中的作用与地位。在春秋时期，没有媒人的证明，这场婚姻便是非法的，不仅不受到保护，还为社会所不容。这正与“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4](P143)相符合。

　　《氓》中，这对青年男女虽然早已私下定情，但女主人公仍然暗示男主人公找位媒人来提亲。不仅是《氓》，《诗经》中的许多其它诗篇也反映了媒人的重要性。在《伐柯》的描述中，娶妻必须通过媒人，而这就如同砍取斧柄必须使用斧头一样。《齐风·南山》记载：“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也反映了媒人的地位与作用。当时，没有媒人，婚姻便难以成功，并且会遭到人们的'嘲讽与社会的指责。

　　三、婚姻六礼

　　婚姻对周人而言是一件大事，因而对婚姻礼仪极为讲究。即便是在婚姻中拥有较多自由的下层人民对婚姻礼仪也很重视。“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2](P1618) “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 [5](P308)这两段话形象地表达出周人对婚姻的重视。

　　周代的婚姻礼仪集中体现为聘婚礼。据《仪礼·士昏礼》所载，聘婚礼仪分为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六礼是婚礼的主体，把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实践，婚礼才算是严肃的、正式的、合法的。” [6]纳彩，即男女双方进行议婚。问名，即请媒人询问女方情况。纳吉，即问名归来后进行占卜以定吉凶。若男方的卜兆为吉兆，便请媒人前去通知女方，决定正式缔结婚姻。若男方的卜兆为凶兆，那么此门婚事便不能进行。纳征，也称为纳成，即男方将财物聘礼送往女方家中。这是婚姻成立的标志，因而这项礼仪在婚姻礼仪中较为隆重。请期，即男方择定吉日婚期并告知女方。亲迎，俗称为迎亲，即男方前往女方家迎娶女方。亲迎是在黄昏中进行的，这是婚姻礼仪中最为重要的程序。同时，亲迎的仪式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能有丝毫马虎。以上即为古代聘婚制的礼仪，极为繁琐。当时，婚礼是被人们看作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出发点的整个礼制的基石，因而婚礼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婚姻礼制在《氓》中有着较为集中的体现。诗中第一章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句子，意思就是女主人公提醒男主人公赶快找个好媒人来自己家提亲，这便合了纳彩之礼。第二章写道“尔卜尔噬，体无疚言”，暗合婚姻六礼中的问名、纳吉之礼。诗中虽然只提到纳吉之礼，但问名与纳吉之礼密不可分，如若进行纳吉之礼，则问名之礼必已先行之。第一章最后一句说道：“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合婚姻六礼中的请期之礼。第二章最后一句又说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便合了婚姻六礼中的纳征与亲迎之礼。在《诗经》众多婚姻诗中，《氓》应该是较为全面反映婚姻六礼的诗篇，这为后人了解婚姻六礼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四、婚期

　　春秋时期，婚期也有规定。《氓》中第一章最后一句写道：“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明确指出了以秋天作为婚期。这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当时婚俗的一种体现。春秋时代婚嫁多在秋冬，这不仅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后世的文献也有记载，“霜降逆女，冰泮杀内” [7](P496)就是极好的证明。

　　春秋时期，人们在秋冬季节嫁女迎娶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物质条件上都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吻合。董仲舒云：“天之道，向秋冬而阴来，向春夏而阴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与阴俱进，与阳俱远也”[8](P450-P451)这是以阴阳观念来解释婚嫁之时。而从农业方面来解释春秋时期人们在秋冬季节进行婚嫁之事，则较为合理。众所周知，春秋处于生产大变革时期，人们已处于农业社会，因此，婚姻嫁娶等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农业行为的影响。在农业社会里，只有秋冬之季才适宜于嫁娶。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过着春散于野而秋聚一处的生活。春天无疑是一个异常繁忙的季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男亩，田畯至喜。”“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9](P408)《豳风·七月》的这几句话形象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春季散居于各地，秋季迁往城邑内居住的情景。人们由于农耕的缘故，春耕之时，便全家搬往农田附*居住，以利于一年的耕作，这种散居的情况以及忙碌的生活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人力、物力来进行婚嫁这种耗费精力以及财力的活动。只有到秋天收获作物，人们迁入城邑中居住以后，才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也由于收获了粮食，形成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进行这种耗费时间与财力的活动。由此看来，在秋冬农闲群居时进行婚嫁之事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吻合的。

　　当然，《诗经》中还有诗篇记载婚期为春季。但这些诗篇要么反映的是周朝早期的情况，要么反映的是王公贵族的情况。从周初到春秋时期已过了几百年，农业不断发展，在春季这个农忙季节进行婚嫁有许多不便之处，因此，婚礼也就自然而然的放在秋冬之季举行。同时，由于贵族不从事农耕活动，因而婚期仍然与几百年前的周初相同，几乎没有变化。而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由于不离农耕，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婚嫁季节从以前的春天变为秋冬之季，这是社会的主流方向。这便能解释为何《诗经》中的婚期描述有矛盾之处。

　　五、结语

　　《氓》是《诗经》众多婚恋诗中的一首，是反映社会生活与民风的典范。它以简练的语言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相恋、结合直至婚变的事件。从两人交往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许多婚恋*俗，如“媒妁之言”、“婚姻六礼”、婚期以及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前下层人民的自由婚恋。只要稍加留意，便能从中大概了解当时的婚姻状况。

　　赏析

　　这是一首描写忠贞于爱情、又能勤劳持家的女子被负心的男人抛弃之后，抒发内心的痛苦、哀怨、悔恨之情的名篇。作品的女主人公只是一位具有那个时代的代表性的普通妇女的艺术形象，但它反映了春秋时期——奴隶制的末期，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支配下，广大妇女所遭受的欺凌和痛苦，更重要的是同时也表现了为人所歧视的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所具有的纯真、善良、热爱劳动、不甘心受欺凌、不甘心受压迫的美好品德。

　　这是一首以叙事为主的兼有抒情的诗作，全篇以女主人公的语气，以女主人公的感情变化、身世遭遇为线索，展开了叙述，生动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的人物性格，表现了女主人公可贵的思想品德。

　　第一章和第二章，作品集中笔墨描写了女主人公初恋未婚时的情景：“氓”借“抱布贸丝”为因由，来找女子商量婚嫁之事。男子已经是急不可待而啧有烦言，甚至都要发怒了。女子深情地陪着他涉过淇水，直至送他到“顿丘”，耐心地向他解释：“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并爽一快地答应他“秋以为期”。

　　迎娶的日子快到了，女子急切地盼望着男子的到来。你看她，“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从中看得出她的那颗真挚的心，早已完全交给了她所爱的男人。因而他们终于结成了夫妇。

　　第三章，写女子婚后的情况变化。作品的主人公女子婚后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章并没有交代，只是抒发了女子对婚后生活的感叹。当然，这感叹是有来由的，是针对她婚后生活的实际遭受而发出来的。所以，我们通过她的感叹，完全可以想象到她婚后生活的不如意。

　　她用鸠“无食桑葚”作比喻，告诫女子不要沉醉于对男人的爱恋，因为陷身于这种爱恋之中，其结果将使自己无法摆脱由此带来的痛苦。女子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呢？这说明她婚后的生活给她带来了不可摆脱的痛苦，这痛苦又来源于“与士耽”，这便明白地告诉人们，她的痛苦是由于她所爱恋的男人负了心。我们应该注意这里的“耽”字。“耽”，解释为“迷恋” 或“欢爱”，是不够确切的，在迷恋或欢爱前面应加上“过于”两个字，应为“耽”所表现的迷恋或欢爱是超出一般的。从这个“耽”字我们可以想见，女子是深深地爱着男子，而男子也曾经深深地爱过女子。问题在于，女子“耽”为什么不可脱，男子“耽”为什么就可脱？这便表现了女子与男子在对待爱情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也表现了他们不同的人格。女子之所以不可脱，是因为她对爱情真挚、专一。当她失去了爱情的时候，她痛苦万分而不可解脱。男子所以可脱，是因为他爱情不真也不专，当他追求女子时，他可以表现为“蚩蚩”之状，装得那么忠厚老实；他可以表现为情深义厚，是那么急不可待。然而当他的目的达到了，满足了私欲的时候，他变了心，背叛了初衷。而这一切他是做得那么轻松自如、毫不介意。对于一个爱情不真不专一的人，当他抛弃了爱情的时候，他只会感到得意随心，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

　　第四章和第五章写的是女子婚后的遭遇，同时也抒发了女主人公对负心男人的怨愤之情。

　　婚后，女子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可她毫无怨言。想当初，她怀着对男子真挚的爱，度过汤汤的淇水嫁到他家；婚后，女子没有任何违背初衷的想法和表现，而男子却反复无常，变了初衷。女子出于对男人的爱，婚后，她“夙兴夜寐，一靡一有朝矣”，而男子却一改初恋时的态度，对她非常粗一暴，甚至是虐一待。女子回家向兄弟们诉说，兄弟们不但不能理解她，反而嘲笑她，真是教她满怀心事无从诉说，也只好自思自虑，自我伤悼了。

　　最后一章写女子从怨到恨，以至于下决心与男子决裂的感情。想当初嫁与男子时是想要与他白头偕老的，谁想到到头来竟使人生怨。负心的男子完全忘掉了总角之时两小无猜的恋情，也完全忘掉了初恋时的山盟海誓，谁能想到他能如此反复无常呢？既然如此了，那我们的爱情也就到此为止吧！

　　作品巧妙地用女主人公的自述，刻划了女主人公鲜明的性格，她心地纯洁，品质善良；她勤劳俭朴，忠贞于爱情，但她却错误地爱上了一个“二三其德”的男人。她初时忍受，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想他对自己竟然粗一暴起来。她痛苦，她悔恨，但是她没有苦苦哀求，乞人怜悯，当她觉察到事态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她立刻下定决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显示出她绝不甘心忍受欺凌，绝不乞求爱怜的坚强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

　　作品还描写了一个负心男子的形象。他以假象骗得了女子的爱情，目的达到之后，又轻易地背弃女子的爱情。他“二三其德”，反复无常，自食其言。这样的男子在旧社会是屡见不鲜，不足为奇的。即使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这样的男子（或女子）也并不少见。因此，作品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形象，对今天的读者依然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作品在语言方面也颇具特色。作品通过对人物的动作行为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一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就是写“氓”的行为表现，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物的形态——蚩蚩之状，而且也理会了他的内心——他是来打女子的主意的。再如第二章“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写的都是女子盼望男子到来时的行为表现。这些描写生动地刻划出女主人公对她所爱的男子的深挚情谊，刻划出主人公女子那纯洁善良的心地，真挚诚笃的爱情。又如第五章“三岁为妇，一靡一室劳矣；夙兴夜寐，一靡一有朝矣”，这四句诗真切地表现了女主人公不仅能勤俭持家，而且还经受得住贫困生活的考验，承担得起家庭主妇的全部责任，即使含辛茹苦，仍然忠贞于爱情的高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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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期的组诗

中年时期的组诗

　　◎面对中年

　　理发师提醒我时

　　我摸了摸不再茂盛的头顶

　　这隐隐的疼，穿过冰冷的河床

　　还没准备好，就要面对中年

　　逝去的光阴就是一场雾

　　雾散了。让人清醒地回到

　　生活中央

　　不再与时光较真

　　要一点点，咽下这尘世的灰暗

　　不需要再极力表达

　　沉默有时比呼喊更厚实

　　一切都沉下来——

　　脑门舒展，灵光闪现

　　就让光，从开始荒芜的土壤处

　　照下来。给自己

　　在奔波的路上

　　制造星辰

　　◎宗教

　　孩子一本正经地问了三个问题

　　这是一个大的`、老的哲学话题

　　宗教里早就回答了

　　而我现在就是孩子的宗教

　　每一句措辞，须慎之又慎

　　我举重若轻，指了指眼前的书本

　　只要好好读书，等你再大一些

　　就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说完这些，我的世界

　　急剧地，莫名地

　　沉重起来

　　◎刀锋

　　锈蚀的刀，划了一下

　　依然锋利。我用手指

　　继续探了探

　　在坚硬的生活里

　　锋芒无处不在

　　是躲闪不掉的单一和执著

　　疼痛让人变得麻木，但依然可以

　　抚慰和冲抵

　　这即将来临的衰老

　　赶走青春时

　　那剧烈伤感的别离

　　◎二宝

　　“婴儿的啼哭

　　让时光变得娇嫩起来”

　　忽然想到这句

　　烦躁的心绪很快吹散

　　我搂着娃，静静地看着窗外

　　仿佛自己

　　就站在青春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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