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魏晋六朝时期自由思想的古诗

两汉魏晋南北朝古诗文名句及解释

[阅读全文]...

魏晋文学思想的认识及再思考论文

魏晋文学思想的认识及再思考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有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很是熟悉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魏晋文学思想的认识及再思考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我国古代文学是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与其他朝代的文学思想相比，更具有一种全新的文学特点。在魏晋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将文学创作转变为个人的艺术活动，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更多的融入自身对于生活的感情;然而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即文学思想本身的开放性质问题。因此，文章通过对魏晋文学思想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对其进行文学思想现象的再思考。

　　关键词：魏晋文学;再思考;思想认识

　　随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学发展史上的创新时期，其中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后世中也广泛流传。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对后世来说据有十分重要的探究意义。因此，笔者在文章中对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其对我国悠久文化历史的积极影响进行有效探究。

　　一、魏晋文学的背景概述

　　在魏晋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汉文学对其的影响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汉赋作为两汉的主要文学形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种更加新颖的文学形式。先秦时期屈原的《楚辞》以及西汉文人司马相如名作《子虚赋》在文学发展的悠久历史中，对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都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条件。

　　因此，文学思想发展到汉末时期，汉末建安帝时期，由于此时的*已经有曹操开始掌控，汉朝在此时已经有名无实。在这期间，文化形式已然发生了基本的变化，由于受之前汉赋等众多文化形式的影响，魏晋时期的文化思想逐渐出现了新形势。

　　二、魏晋文学思想的认识与思考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从《诗经》发展到《离骚》，再逐渐发展到汉赋中的《子虚赋》等，均为魏晋时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优良的文化基础。由于各个时期的文化形式各具特色，因此，魏晋时期的文化形式与之前相比也存在形式上的区别。从广义的魏晋文化含义来看，魏晋时期的文化形式在形式上更有一种往而复始的特质。可以体现在汉末建安帝时期的文学形式与汉朝初期更具抒情气息，而经后来两晋时期的文化洗礼，随后的南朝文学形式更具抒情气息，文学内容上更讲究以情代理。但此抒情却不是文学历史的周而复始，而是在传统形式上添加更加新颖的内容，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形式。例如曹植的《七哀诗》中所说：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瑜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曹植在《七哀诗》中将自己比作“宕子妻”，将被遗弃妇女的悲惨遭遇用于比作自己在政治生活中被排斥的情况，将思妇与丈夫之间的离别比作自己与兄长曹丕之间的疏远。曹植在诗中叹息自己与兄长之间逐渐疏远，用“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比喻自己与曹丕之间日渐悬殊的差距。同时在诗的结尾处，曹植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表达自己对国家的衷心，同样在言语之中也无不表露了曹植内心的悲凉。

　　曹植所创的文学作品，多数都以汉末的建安为分界线，在建安前期，曹植正处于青年，曹操对这个满腹才华的儿子更是宠爱。因此，在建安前期，曹植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无忧无虑、踌躇满志的情感。然而后期曹操逐渐对曹植失去信心，将目光逐渐转为曹植的兄长曹丕，立他为嗣，曹植的心境也逐渐由前期的无忧无虑转为心灰意冷。

　　三、魏晋文学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

　　从汉末建安时期开始，魏晋文学便开始发展，发展到晋朝时期，由于司马氏擅权，荒淫无度、贪恋酒色，在朝中大肆屠杀，导致晋朝时期的文学名士多数十分凄惨。因此，与建安时期的魏晋时期文学相比，晋朝时期的文学并不是诣在宣扬政治思想，更多的是在文学形式中感叹内心忧伤的心境。因此，魏晋时期文学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多半是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在诗中将理论与情感进行结合，使文学思想变得更加深远。

　　四、结束语

　　因此，在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中，除了对前朝文学形式的传承，在发展自身文化形式的基础上，对后世的文化更加奠定了基础，在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上为我国文化传承增添了靓丽的色彩。

　　论文摘要：*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刨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r肥沃的土壤。该文在论及“虚实在魂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鱼．动关系。

　　论文关键词：虚实；创作；隐秀；“永明”诗风

　　一、关于范畴研究的文学土壤

　　*古代文艺美学、文学理论中许多重要范畴，与古代哲学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是在哲学的影响下实现转化并被广泛应用的。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提出、形成以及历经千年的发展与演变，莫不与道家和佛教哲学息息相关。但古典文论中范畴的形成，其涵义的丰富与革新，又并非全部来自思想与哲学史，丽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受着文学实践活动这片丰厚土壤的滋润和培育。对此，当前学界常常割裂了虚实与创作活动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对其发展、演变历程中与不同时代创作实践的互动关系，还研究得不够。

　　一些学者论“虚实”时通常先从先秦哲学、美学中寻找其源头，但恰恰忽略了古典文学创作的深厚土壤，詹福瑞认为*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多比较重视文学理论范畴的哲学渊源，然而却忽视了影响文学理论范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其实这种忽视是很不应该的，毋宁说是对理论与实践、文论范畴与文学创作的一种割裂。党圣元先生谈到:“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的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认识的对象。比起哲学范畴，文学创作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多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来，建立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同时置身于时代政治、社会思潮和士人生活共同构成的个文化场，它影响着某一个文论范畴的内涵与发展，只顾及一方必然会产生偏执。

　　虚实范畴是古代文论中一个异常复杂而又极具民族特色的元范畴。其含义在千年演变中不断扩大、增生，具有极大的派生可能性，并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艺术门类。胡立新等人曾对其多重不同义项进行过系统而详实的盘点，着重评析了其中八种常用义项，但这只是种横向层面上的历时性总结。文论作为对文学活动的一种总结，作为对文学思想的一种提炼和升华，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进程。“虚实”范畴由于打上不同时代哲学思潮、时代精神、审美心理或文学创作的印记，在不同时期有一个不断充实、完善和改造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的含义指向是有所侧重的。在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玄学之争与文学创作活动的繁荣，虚实范畴实现了由哲学、美学向文学、艺术范畴的重大转变，偏重于创作中的情景关系、主体素养与构思心态等。这里，笔者着重谈谈在魏晋六朝时期虚实范畴的产生发展及与当时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二、“虚实”在魏晋六朝发展原因探秘

　　道家哲学对“有”与“无”的认识直接构成“虚实”范畴的最初渊源。《周易》阴阳观具有涵盖万事万物的最高抽象符号的意义，它开启了虚实的辩证思维，也赋予了其诗性特征。在虚实范畴真正广泛运用于文艺领域之前，还存在一个由哲学、美学到文艺、文学的转向问题，这是虚实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转变就发生在魏晋六朝时期，是直接由魏晋玄学论争引起的，并且在实现这种转变之中和之后，人物品评、言意之辩又为之注入了新的内涵，使虚实内涵在此阶段大放异彩，呈现出全新的格局。

　　(一)玄学思想促进虚实由哲学、美学向文学和艺术领域转变。汉魏时期，因*更迭频繁，斗争黑暗激烈，两汉经学也随着汉帝国的崩溃而衰落了。士人们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生死无常、得失骤变，思考了许多新的问题，在哲学本体论、社会伦理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而魏晋玄学正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核心是老庄学说，主张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尖锐地否定儒家纲常伦理，鄙视尘世间的沽名逐利、尔虞我诈，并以“心斋”、“坐忘”之法作“无待”之游。

　　玄学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他们论证了本末、有无、言意等问题，把哲学上升到纯粹思辨的高度。尤其是其中有无、言意等范畴的讨论，极大地充实了虚实范畴的含义，导致了虚实范畴由哲学美学向文艺、文学范畴的重大转变。玄学思想的发展前后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思想则将宇宙生成这一问题放在哲学、美学的层面来探讨，这对虚实范畴由哲学向美学、文学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庄子论哲学总在努力地抛弃“有”而专注于“无”，正是在这点上，他比老庄走得更远。这使*后世文艺创作及批评相对地更加重视对虚境的营造和品味。

　　(二)人物品评引发的“形神”、“气韵”范畴对“虚实”的启迪。人物品评的渊源和发展，非本文所论，这里集中探讨它在魏晋六朝时期对虚实发展的影响。虽然先秦时期人们将人物品评运用于相书，以对人物的祸富、寿天等进行评论、预测或议说，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已包含将人物的内在精神(虚)同外在形体相(实)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东汉时期，由于选举、提拔、任用人才的需要，人物品评正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并因曹操倡导和影响，实现了由重“德”向尚“才”的重大转变。刘劭作《人物志》，分析了人的筋、骨、气、色、仪、容、言(可见、可听之“实”)与内在智慧、德行、情感、个性(凭借意识、心灵和思维等感悟的“虚”)的关系。自何晏始，人物品评便迅速从鉴别、任用人才的政治需要转向对理想社会、人生意义与价值、人物个性与才能的哲学探讨和审美品评，并且在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大批玄学家的推动和践行下，人物品评开始带有与追求理想人格和生活态度相联系的审美性质。

　　这种品评人物的“神鉴”法，器重人的内在神和理(虚)，而不太在意外在的形和名(实)。要求凭借形，但又不局限于形，而须于凡形中见出奇神来。《世说新语》品评、识鉴人物尤其注重风神，当时在对“人”的审美鉴赏和评价中对“虚”(人物神韵之美)是异常地器重，这不仅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品评，还波及绘画等艺术领域。这是一种非常富有价值和意义的转向。可以说，自此以后，*古代艺术家乃至一般士人都在魏晋六朝开拓的“虚”之美中进行不断探索，熔铸着他们的创造精神和生命追求，寄托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艺术境界。

　　而魏晋六朝“气韵生动”的命题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赋予艺术对象一种生命运动力，必须有某种“虚”之美，“虚”之况昧，而不在于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和描述，太“实”则作品缺少个性、张力和灵动。这对当时虚实含义的更新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虚实”当时在两个层面上涵盖了“气韵”、“神韵”以及“形神”范畴，或者说其涵义有主体才情素养和欣赏诗味虚美两个层面。

　　(三)言意之争引发对“虚实”内涵的拓展。在王弼“贵无”的哲学思想中，语言论意义的言意之辩又与本体论意义的有无之辩相辅相成。言意之辩引发艺术家对意的不懈追求，又为这一阶段虚实范畴中创作主情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玄学在认识论上足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为基本方法的。王弼关于“言一象一意”三者关系的论述源于庄子的“得意忘言”论，但又融合了易传的“立象以尽意”之说。“王弼的明象把玄学的贵无引到文学理论中，直接带来了文学理论的得意忘言以及重神轻形”。这为魏晋文论家总结创作中如何处理好外物摄取(象)与情感传达(意)，即当时“实”与“虚”的关系，如何生发出一种“味”来，从哲学的层面提供了理论先导。

　　可见，虚实思想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形成和丰富，是得益于玄学思想、人物品评、言意之辩形成的磁场的共同作用。玄学之争根本一实现了这一范畴由哲学、美学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变。并且，玄学思想中言意之辩促使人“忘言”后去捕捉“意”，及人物品评思潮诱导下的重神轻形等，都极大地开肩了“虚”的范围，部分元素被虚实思想吸收后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创作、美学思想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表现

　　经玄学思想的蔓延和传播，虚实在魏晋六朝有了全新的变化，实现上，上述转变后，其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提升，这与这一阶段文学的全面觉醒，以及在哲学与美学思想影响下日趋走向繁荣的文艺创作密不可分。虚实的发展得益于当时各种复杂而激烈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态势对陆机、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激发和启迪，他们先后对“实”景与“虚”情等等关系进行了敏锐的探讨和及时的总结，对文艺言志、抒情特征作了深入的挖掘。虚实范畴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具体含义，着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向作家的精神、人格修养和创作心理状态，重点论及创作主体层面。“实”即充实，是指人生阅历的广博和学养的富足；“虚”指虚怀若谷的胸襟(心空、不拘、空阔等)，又指能忘怀尘俗的虚静心理(守雌、心斋、离俗、离欲等)。

　　虚实论的此种涵义在先秦至汉阶段就有了萌芽和端倪，只是魏晋六朝时期才被理论家正式鲜明归纳总结出来。刘勰在谈文艺创作的“神思”说时即是辩证地看待这种虚实关系的。“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神思》)。作家在创作伊始，必先有一定的心理基础，既要虚静养心，“虚而待物”，清除心里的成见杂念，使精神纯净，才能达到最全的认识，义要积学明理，对人生阅历悉心体察，以获得充实的学问积养。这两方面结合才能“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是从儒、道两家的思想中辩证地吸收了儒家重“实”的精神和道家尚“虚”的传统，结合起来看待文艺家的精神修养，尤其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视野、阅历、经验与学养等。

　　二是指向景物、物象与情思意理。这是从文艺作品内容的主客关系上着眼的，“实”指外界的人事景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是有形的、具象的；“虚”指情思意理，体现于人的意识心灵，抽象或朦胧的，是无形的。这里，虚实论与情景论有着交叉的涵义。或者说，虚实关系即指情景关系，化景物为情思即是虚实交融的表现。

　　陆机在《文赋》中称“诗缘情而绮靡”，只讲情，不言志。大胆地突破了讽刺教化文学的“言志”文学观，以情感作为文学的根本，从根本上肯定和激赏文学中的“虚”，为虚境争取了一定的空间和领地。其“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又看到了作家悲喜会因外界四时实景的变化而不同。刘勰在《物色》篇中进一步发挥了陆机“感物缘情”说，更为细致地描绘了四时景物的变化怎么激发了诗人的情感，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观点看，他始终兼顾了“虚”与“实”的二面。钟嵘论“物感”说时将“物”由自然实景的视域扩大到了种种社会现象，对“实”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

　　要之，魏晋六朝时期批评家从创作表现的情和景、意理与物象两方面的关系处理中讨论虚实问题。

　　四、“虚实”与魏晋六朝文学创作之关系

　　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虚实连同，如情景、形神、言意等，相关范畴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文学创作活跃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主题关乎生死、游仙和隐逸等方面，是士人作家内心苦痛和挣扎的自然流露，他们对人生的短暂、生命的脆弱、政治的残酷、命运的坎坷溯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有了全新而深刻的感悟，也奠定魏晋六朝文学悲剧性的感情基调，正是这种感悟、思绪、情感和体验的传达构筑了虚实内涵中“虚”之维。伴随着对传统礼法、名教的怀疑和否定之风，崇尚自然在文人身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为蔑抛世俗、放诞不羁、顺任情性，表现为对个体人格尊严、个性自由、理想家园的执着追求。这是一个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文人赋予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首次将文学放到了与立功、立德同等的地位，肯定了文学独立存在的不朽价值。而且文人开始摆脱儒家的文学功利观来从事创作，由日常生活到作品内容，形象刻画等，都表现出对个体人格、尊严、情感、个性、自由等的强烈追求，各自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和美学风貌来。这些都标志着一个艺术风格和流派多样化时代的到来。这一阶段，文学摆脱了儒教“止乎礼义”的束缚与麻醉，以及“温柔敦厚”之风的单一和刻板，日益体现出赏心悦目、抒情言志的审美特点来，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

　　作家人格的觉醒、个性的张扬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是引发众多批评家进行总结和探讨的前提，极大地诱发了他们(其自身也是诗人，这种双重身份是*古代文学创作繁荣和文论繁盛的先天优势)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引导当时文坛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后世提供师法的楷模。魏晋六朝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是这一阶段文学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取得极大成就的重要土壤，是诞生单篇作家作品评论(如曹丕《典论·论文》)或系统理沦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关乎作家主体的人格精神、气质个性和对时世对人生抒发的复杂情感是虚实含义多元化产生的基础。

　　正是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等对文学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虚实思想准备了温床。那么具体到这一阶段的文本和创作呢?纵观魏晋六朝*四百年的文学创作，一部《世说新语》便是他们言行、思想和心灵的折射。他们在反叛和怀疑中，在失望和憎恨中，在蔑视和怠慢中，散发出一种昂扬的激情和鲜明的个性。

　　这一阶段作品数量与种类之多，从《文选》可见；诗人数量之众，从《诗品》可见；文体的繁多，流派风格的多元化，从《文心雕龙》可见。这些繁荣的文坛局面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加之玄学思潮的勃兴，士族的兴起和对山水的发现，为虚实等大批范畴的催发提供了契机，注入了血液。故陆机、刘勰论虚实之缘情，不单作为诗人身份，就是面对当时大批既有的创作成果，是有总结的可能和必要的，是有亲身的体会和感受的。参差不齐的创作格局，个性化诗人的成批涌现，各具特色的魏晋风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刘勰探讨诗人的学识素养，为陆机总结创作的过程，为他们理清自然物象与人的情感，情感与表达之关系等，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虚实范畴涵义的充实、完善和总结，是深深根源于创作实践的，是紧密结合于文学活动的。离开了创作的土壤，这朵色彩艳丽的花儿不可能开得如此茂盛和鲜艳。探讨虚实不能单从理论层面人手，事实上虚实论的内涵从来都是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的，这在唐宋时期更是如此。

[阅读全文]...

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

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上有多个大一统的王朝，但是也有多个*更迭如走马观花般的乱世。这些个小*国家纷至登场，相互对峙，自我感觉也是一世之雄的样子。但只是苦了后世人，许多人对这些时期总是一脸蒙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希望大家喜欢！

　　一、楔子：旧时代的终结

　　秦汉帝国是*历史上极为强盛的时代(尤以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为顶峰)，而其强盛的基础则在于极为彻底的编户齐民制度，国家通过控制编户，强有力的保证了税源、兵源的充足，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了条件。

　　但是自西汉元帝以来，伴随着官僚机构的逐渐腐化，地方豪族出现，他们包庇人口、武断乡曲，他们的存在与秦汉帝国的体制相对立，到了东汉中期，部分豪族通过家传经学逐步转变为士族，逐步从地方进入中央官界，进一步巩固其势力。与之同时，官僚机构进一步腐化，导致皇权弱化，外戚和宦官不断的争斗导致了中央权威的丧失。在中央和地方两股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国家对地方日渐失去控制，最终本为监察区的州转变为行政区，帝国开始走向瓦解。

　　西晋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士族和豪族完全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社会，国家对地方控制极弱，晋武帝繁琐、细致的布局正体现了西晋局势的一触即溃，最终在晋武帝去世后不久，毁灭晋王朝的八王之乱正式爆发。

　　八王之乱看似为宗室间的大混战，但实质上则是被诸王引为幕僚的士族间的乱战。宗王本身并无自身势力，他们在出镇一方之后吸收当地士人进入都督府，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通过地方士族对州郡进行控制，赵王伦之孙秀、齐王冏之五公皆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代表，因而八王之乱实质上是离心于中央的地方势力的乱战，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士族之间的矛盾，体现了西晋社会整合的失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内迁的胡人站上了历史的前台。

　　综而言之，魏晋时代无法统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秦汉的编户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士族和豪族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宰，如何处理与其的关系，成为魏晋时代最为严峻的问题。

　　魏晋时代的北*历史可以分为三段：五胡时代、北魏时代、北朝时代。其中北魏时代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又可分为“后五胡时代”和“前北朝时代”。就北*的具体事实而言，其主要矛盾有一横一纵。

　　横向的矛盾在于民族关系(魏晋时代的民族矛盾与*现代以来的国族矛盾截然不同，魏晋时代远远没有出现政治意义的民族共同体，此时的民族是以文化为基本区分标准的，因而断不可以*代视角观之)，胡族的活跃造成其塞北体制、文化与汉地的强烈冲突，造成强烈的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在两赵时代，这一矛盾贯穿整个五胡时代。

　　纵向的矛盾在于阶层关系(政治矛盾)，长期以来士族都是官僚的主要构成，胡族君主如何处理与士族、寒门、地方豪族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的问题，这一矛盾在孝文帝门阀改革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了北魏末期的崩溃，并成为北朝时代最为重要的议题。

　　二、胡汉分治与两赵时代

　　长期以来，北方的胡族都保持着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五胡的君主早已不是北方的单于，而是帝国的皇帝，如何处理胡族与汉族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摆在胡族君主面前的重要问题。应该承认，虽然如刘渊这样的君主对汉文化有着丰富的了解，但是胡汉社会的矛盾并不是靠君主的个人才能便可以解决的，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君主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办法，因而他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胡汉分治。

　　所谓胡汉分治，顾名思义是对胡族和汉族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一方面模仿*官僚结构，建立一套汉化的帝国系统，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专门管理胡族的机构和组织，两者互不干扰，同时并存。由此形成皇帝-官僚-州郡、大单于-酋长-部落两套系统。

　　胡汉分治的重要标志便是大单于的设立。大单于即是胡族机构的长官，一般由宗室担任，诸如刘聪、石虎都曾任此职，两赵时期大单于基本相当于皇位继承人，大单于的专属机构为单于台，下设左右辅及其他官吏，【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属于胡族自治的范畴。

　　应该说胡汉分治的体制是极其简陋的，并没有试图解决胡汉对立的问题，只是将之搁置以图稳定，却为王朝埋下了隐患。这体现了五胡时代前期，受制于时代的影响，胡汉矛盾的难以调和，而这种民族矛盾又深刻的体现在两赵*之中。

　　如果说刘渊冒称汉室体现了他的汉化倾向的话，随着靳准之乱的爆发，刘汉*之内的胡汉矛盾也显现出来。刘曜*定叛乱之后改国号曰赵，是为前赵*。前赵虽与前汉一脉相承，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却是属于两个完全的系统，刘耀以【冒顿配天，以元海配上帝】，实则意味着抛弃了刘渊所宣扬的刘汉宗亲的身份，回归了匈奴传统，体现了五胡时代的胡汉对立。

　　后赵*的体制与前赵基本相同，同样以大单于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胡汉分治的体系，而其民族矛盾比之更为严峻，最终在宗室、武人的乱战之中，后赵*在冉闵的大屠杀政策中落下帷幕。

　　除了胡汉分治以外，两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宗室之间的残杀。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直言，宗室在两赵*中占据重要地位，实则是继承于胡族部落传统，宗室掌握了军政大权，往往对皇权造成威胁，皇权为了巩固权力提拔外戚、宦官，最终加剧了政治内斗，引发了*的衰亡。

　　应该看到，宗室问题体现了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传统和汉族体制的冲突，如何抑制宗室，加强皇权成为五胡时代的重要命题。

　　总而言之，两赵时代作为五胡时代的前期，是胡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代，内乱、屠杀层出不穷，体现了胡汉冲突对于*稳定的烈影响。就其体制而言，主要体现在胡汉分治和宗室掌权两个方面，显现出胡汉融合依然任重道远。

　　三、五胡时代的后期与秦燕对立

　　冉闵之乱后，后赵*趋于崩溃，北*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而继之而起的则是前秦和前燕两个*，两个*处于五胡时代的后期，都对胡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但是仔细考察两国的体制，会发现由于地缘条件、社会结构的不同，两个*的体制存在不同的倾向，而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成为北魏政治的先声。(同时存在的还有前凉*，应当说诸凉*保存了大量经学文化，为之后的胡汉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缘独立性，与北*政治主线关联较小，在此不论)

　　(1)前燕与士族政治

　　前燕*应当说是五胡时代汉化较为成功的*了，这与其特殊的地缘条件息息相关，晋末以来神州沉陆，地方势力较大的豪族以坞堡的形式在乱世中生存，而那些势力较弱或是不愿忍受战火的汉族士人则开始逃离中原，去往边疆。陈寅恪先生敏锐的指出五胡时代*的迁徙大体有三个方向，向南投奔东晋、向西投奔前凉、向东投奔前燕。

　　由于前燕所处的关东地区历来以文化见长，因而*士大夫的文化素养对前燕*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也成为前燕*入主中原的中坚力量。前燕*凭借这一优势，积极推崇晋室、侨置郡县以便吸引、安置*，并建立一套汉族官僚体制，将士人吸纳进入前燕*之中。晋书如是记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北海逢羡、广*游邃、北*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就体制而论，前燕与两赵相比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其废除了以大单于核心的胡族自治系统，整个*的中上层只有一套统一的汉化体制，体现了五胡时代后期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整个前燕*的体制都是一元化的，其中还设有军封(营户)，即由宗室统领的军事特区，这一区域由宗室自治，君主对其控制较弱，应该说是胡汉分治体制的改善版本，同时也是北魏军镇的先声。与两赵相比，其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军封与州郡只是军事与行政的对立，而不是胡汉的民族对立，其对立范围已经中央缩小，第二，两赵*自上而下的设置了一整套胡族自治体制，而军封只是作为特殊行政区存在，不涉及中上层的国家行政结构，中上层结构依然是一元化。

　　虽然前燕大量吸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多身处地方州郡或是中层官僚，真正占据政治核心的依然是宗室贵族，不得不说这同样体现了胡族传统的影响。虽然前燕*在体制上与两赵时代的胡汉分治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政治核心层宗室和皇权的斗争依然激烈，在剧烈的内斗和上层自身的腐化之中前燕*最终被前秦所灭。

　　(2)前秦与皇权政治

　　之后我们再来看前秦*。前秦*前期同样沿袭了两赵的胡汉分治体制，苻健在【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同时这一时间前秦*主要由氐族酋豪构成，【以南安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定梁楞为前将军, 领左长史……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

　　然而到了苻生时期，大单于一职便不再见诸于史籍，胡族体制也逐渐被汉化体制取代，也就是所谓【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到了苻坚时代，其行政体制更是进一步完善，应该说前秦*同样改进了胡汉分治的体制，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然而同为五胡时代后期，前秦*却显现了与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气象。前燕后期已然是一派腐化之相，【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这样的景象哪怕即使是败亡之际也未在前秦出现，恰恰相反，史载其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谷川道雄甚至直言“让人想到了类似汉唐统一帝国的极盛时期”，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我认为相当于从地缘条件和政治体制之中寻找答案。

　　如果说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前燕的“士族政治”，那么关中的景象却是截然不同，自古以来关中地区彪悍尚武，文化素养相对较弱，故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俗语，加之东汉以来关中饱经战火，士族进一步凋零，前秦*内部士族势力十分弱小，正是在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前秦*创造了与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苻坚统治期间，重用王猛等*官僚，打击氐族权贵，建立了强大的专制体制。苻健皇后之弟特进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邓羌【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豪强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苻坚不禁感叹：【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前秦的这番景象不禁使人联想到了同为关中*的嬴秦与西汉，其厉行法治、打击豪强之决绝，仿佛使人置身于恢弘的秦汉帝国，那是一个君权强盛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德昌明的时代，在苻坚和王猛的身上人们重新发现了这种“关中性格”。

　　在*古代史的前半期，北*存在两个核心区域，也就是关中和关东，由于地缘条件和社会风俗的不同，二者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正如战国时代秦国与六国的对立一般，在五胡晚期，前秦和前燕代表着关中和关东再次对立起来，这一次的对立，也成为北周、北齐对立的先声。

　　自秦汉而魏晋，汉族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一种强调君权至上，追求君主的绝对权威，另一种强调士族利益，主张将士族广泛吸纳入*之中，前者是秦汉传统，后者是魏晋风貌，前者代表皇权政治，后者代表士族政治，当问题逐渐缓解，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摆在胡族君主面前，是回归秦汉帝制，还是接受魏晋现实，这样的争论从燕秦之争延续到北魏时代，成为贯穿北朝史的重要议题，而此时仍只是萌芽。

　　然而秦汉帝国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士族与豪族纵横的魏晋时代，他们不可能建立一套覆盖整个北*的户籍制度，更不可能重建秦汉时代“一君万民”的政治体制。前秦*打击士族、豪强，却无法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最终导致了淝水之战后由于对地方控制能力的不足，前秦*土崩瓦解，可以说，前秦*的败亡，在民族矛盾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政治上的矛盾。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及前秦的败亡，认为之前苻坚迁徙氐人分守重镇的政策导致了中央地区实力虚弱，是一大失政。但是苻坚之所以要迁徙氐人，恰恰是因为之前北海公苻重在洛阳谋反，因而才希望通过这一政策稳固关东。对于前秦*而言，迁徙氐人是叛乱，不迁徙氐人同样也是叛乱，这与政策本身并无关系，前秦*本身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这个死局的关键就在于其所追求的秦汉体制。

　　综上所论，前秦*是民族矛盾和体制问题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此时民族间矛盾极深，五胡贵族在无法真正融入前秦*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前秦打击豪强的政策，他们对地方控制能力极弱，一旦叛乱爆发根本无力阻挡。

　　苻坚和王猛向往着那个恢弘的秦汉时代，他不顾所有人的阻拦一心南征，只是因为他用一生追寻着那个【混*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的全新世界，也许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在在一个士族桀骜、夷狄中央诈的时代，追寻着不合时宜的理想，徒留后人凭吊。

　　关中与关东、皇权与贵族，在五百年后，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秦与六国的时代，只不过这一次，历史的出口更加遥远。五胡晚期的燕秦对立，意味着胡汉矛盾开始逐步缓解，胡族君主开始探寻历史的出路，开始尝试建构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待到北魏重新统一北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四、崔浩事件与北魏的政治分野

　　淝水之战后，统一的前秦*开始崩溃，各个*纷纷复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军队，自此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北魏的前身代国在五胡时代前期并无特殊之处，距离中原核心区也十分遥远，那么北魏*究竟凭借什么样的特质才会如此迅速的崛起呢?*人论及此时北魏体制，无不提及离散诸部一事。

　　【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编户】，【道武*中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所谓离散诸部，顾名思义，即是将原有的塞北部落体制彻底打碎，由中央进行直接控制，以此达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如果认为北魏就此便实现了中央集权，能够对地方实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恐怕与事实不符。

　　事实上，离散诸部的政策并不是道武帝的独创，早在前秦时代，苻坚便实施了相应的政策，【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这既印证了苻坚恢复皇权体制的志向，却从侧面证明了制度与现实政治的脱节，前秦最终便亡于社会整合的失败。

　　魏晋时代*之所以难以统一，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整合以士族、豪族为代表的中层社会。士族和豪族在地方拥有强大势力，使得可供王朝利用的编户十分稀少，王朝的财政、军事力量得不到保证，如果不能将这些中层社会整合进*之中，帝国的统治根本无法稳固。而在胡族*之中，以君长、酋豪为代表的部落首领同样是与之性质类似的中层领袖，想要利用一项改革就彻底击垮他们显然是不可能的，所谓【始同编户】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理想罢了。

　　胡族体制被打碎之后，如何尽可能的整合胡汉中层社会力量便成为摆在北魏*面前的重要命题，由此产生了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对汉豪族权力的承认，也是对胡族酋豪的妥协，使之成为北魏*的基层领袖，既吻合汉地的社会结构，也是北魏前半期国家力量的极限。

　　北魏的历史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半期为后五胡时代，后半期为前北朝时代，划分的依据在于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胡汉民族矛盾依然是北魏*的主要矛盾，但是政治矛盾也开始显现，而到了后半期，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深入，民族融合逐渐完成，政治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北魏*的主要问题，开北朝之先声。

　　自五胡后期以来，民族矛盾开始缓和，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亦即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巩固*的统治基础，维护帝国的统治。这一问题在五胡后期便开始出现，前秦和前燕给出不同的解答路径，北魏即将统一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恰恰相反，北魏*内部出现了鲜明的政治分野。这一矛盾的第一次突出展现，在于崔浩事件。

[阅读全文]...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发展特点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发展特点

　　魏晋南北朝(220年—5*),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有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发展特点,欢迎参阅，希望喜欢。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指的就是从东汉建安时期到隋朝统一*中间大概四百年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尖锐，这也促进了思想的大**，文化的大发展，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由于统治*不稳定，各个利益集团明争暗斗，导致了很多受过教育的有才华的文人雅士得不到赏识和重用，甚至有许多人因为政治理想和统治者的意见不同而获罪，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这个历史时期诞生出来的文学作品也因为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具有其特殊的文学特点。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历史背景;文学特点

　　一、 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的背景

　　1.1士族垄断制度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士族垄断状况特别严重的历史时期，士族阶层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大的政治权利，他们在政治上进行垄断，家族内世袭贵族，许多出身贫寒没有社会地位的文人往往怀才不遇，得不到晋升的机遇，无法施展胸中的抱负，这种严苛的社会现象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很多对士族的不满和庶族期望得到晋升、掌控政治权利的情绪特点。

　　1.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存在政治垄断的畸形社会现象的弊端，但其同时也是*历史上文学思想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文学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已经逐渐式微，社会混乱碰撞中产生出了许多新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势，三个教派都有其大量的信奉者，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明确的体现。

　　二、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发展过程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过程总体可以分为建安文学、两晋文学以及南北朝文学三个大时期，这三个时期风格有一定的差异，特殊的社会背景使文学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丰富的风格，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是建安文学，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就是“三曹”，“三曹”即曹操、曹植和曹丕，除此之外还有“建安七子”以及女文学家蔡琰。正始文学指的是魏朝后朝这一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任务便是“竹林七贤”。魏朝后朝时期，司马氏掌握朝政大权，统治手段残酷、政治十分黑暗，许多文人都选择了隐居山林明哲保身，在这个时期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盛行，文人们都以此为精神支撑对黑暗的统治进行消极抵抗，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特点是批判现实，但是与悲怆刚烈的建安文学相比，更多的是无奈和唏嘘。

　　两晋文学具体分为东晋文学和西晋文学，东晋文学的特点是追求在语言形式上的创新，更加注重对仗等文学形式，作品内容大多是表达*凡文人心中的抱负，期望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士族的垄断;西晋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对于文学发展不够重视，但是也涌现出了许多的文学家，例如“太康文学”，其特点是更多的追求个人意向的抒发，追求文笔的优美工整。

　　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南朝与北朝的文风迥然不同，这在南北朝的民歌中得以体现，这些区别和文学特点与当时南北朝不同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

　　三、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特点

　　3.1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

　　通常来说，文学自觉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文学从学术中单独分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别；

　　第二，把文学创作的各种体裁的文章分门别类，进行相对细致的划分，能够自觉的产生对文学作品审美特性的认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3.2文学逐渐摆脱了传统儒家的控制

　　以前的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播儒学观念的带有目的性的教化文献，而现在的文学成为了文人雅士们抒发胸臆、交流感情的具有很高欣赏性的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作为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教化的手段越来越少了，文人雅士们开始用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胸怀，文学逐渐的变成了个人的兴趣行为而不是功利行为，文学创作从前呆板固定的格式得到极大的改变，抒情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文人们已经不遵从儒家所要求的克制情感的传统观念，为后来唐诗的发展发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3魏晋南北朝文人组织活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开始受到广泛的喜爱和追捧，文人们的地位也随之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文人们的'社交活动往往被看作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文人集团从此逐渐形成。

　　参考文献：

　　[1]张荣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格局和发展趋势[J].史学月刊，2010(10).

　　[2]史卉.魏晋南北朝杂传之儒家思想倾向[J].求索，2011(2).

　　[3]罗宏梅.魏晋南北朝文论特征探析[J].文艺研究，2011(3).

　　魏晋南北朝诗歌知识点

　　1、建安风骨也叫魏晋风骨，指的是诗歌呈现出的俊爽刚健的风格。建安是汉献帝年号，这类诗歌普遍反映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建安风骨的代表诗人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桢)等。

　　2、七言诗起源于先秦和汉代的民间歌谣。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有历史记载的、最早正式创作七言诗的诗人是魏国的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七言诗。

　　3、南北朝乐府民歌北朝民歌气质刚健、爽朗，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较广阔，《木兰诗》为其代表作;南朝民歌则倾向于抒写男女恋情，风格缠绵清丽，《两洲曲》》是其代表作。

　　4、阮籍代表作是以忧生念乱之情写下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其诗大量运川比兴手法，寄托人生实感，思隐而辞丽，呈现出瑰然特异的风貌。唐代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是师承阮籍《咏怀诗》而作的人生实感辑录。

　　5、.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诗人、散义家。田同生活是陶渊叫诗的主要题材，主要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等，被诗论家称为田园诗人和隐逸诗人。其诗歌兼有半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白然。

　　6、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对唐代的诗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自谢灵运始，山水诗成为中围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7、鲍照以其特殊的身世感，发为歌唱，恃调激昂，气势雄健，对李白、杜甫的影响较大。在曹丕的《燕歌行》音响久沉之后，鲍照以其十八首《拟行路难》及大量匕言歌行的杰山艺术成就，奠定并开创了七言诗进一步发展的局面，在七言诗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8、谢朓是永明体诗的代表作家，他把诗歌的描绘对象从山水展到一般自然景物，并以大量的新变体诗把五言创作推进到律化，为五言律诗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他的创作实践，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永明体，是在齐武帝水明年间出现的一种新诗体。讲究声韵，对仗工整，文辞华美，篇幅短小整饬。

[阅读全文]...

魏晋诗人向秀《思旧赋》全文

魏晋诗人向秀《思旧赋》全文

　　《思旧赋》这篇赋体文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向秀为怀念故友嵇康和吕安所作。此赋字里行间直陈直叙，除了对亡友的沉痛悼念之外，对当时黑暗政治难以明言的悲愤也流露其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魏晋诗人向秀《思旧赋》全文，欢迎参考~

　　《思旧赋》

　　朝代：魏晋

　　作者：向秀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译文

　　我和嵇康、吕安的行止相*，他们都有不受拘束的才情。可是嵇康的志向高远而疏阔，吕安的心胸旷达而豪放，之后各自因为一些事情而被杀。嵇康精通所有的技艺，对于音律尤其高妙。当临刑之时，他回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要过琴来弹奏。正值我将要西行，路过我们旧日的居所，当此之时，太阳渐渐地迫*它的沉落之地，寒冷的冰霜越发显出凄凉的样子，邻里有人吹笛，吹出的声音嘹亮悲摧，追怀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我被这笛声触动不禁深深叹息，所以写下这样的赋。

　　奉命前往遥远的上京，又回身向北而去。泛舟渡过黄河，路过昔日在山阳的故居。举目看到萧条的旷野，在城脚下停下我的车舆。重履二人留下的遗迹，经过深巷中的空屋。感叹《黍离》的歌声深切地哀悯西周的宗庙，悲伤《麦秀》的调子飘荡在殷朝的废墟。因为抚摸到古老的哀愁而怀念故去的人，我的心徘徊而踌躇。梁栋屋宇都历历存在而没有丝毫损毁，故人的形容和精神已远逝不知所去。当年李斯受罪被杀，为着不能再牵黄犬出上蔡门打猎而恋恋不舍，叹息长吟。我哀悼嵇生将要永辞世间的最后一刻，回顾日影再一次弹响鸣琴。人生的缘分遭际聊寄于瞬间的领悟遇合，剩下的美好生命托付给哪怕只有一寸的光阴。我听到笛子的声音爽朗慷慨，仿佛嵇生绝世的清音得以重临。我的车驾将重新起程，于是执笔写下此刻的心情。

　　诗人简介

　　向秀(约227-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写作背景

　　向秀《思旧赋》的艺术独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思旧赋》是魏晋之际极重要的文学作品，对后世文学亦有深远的影响。

　　《思旧赋》“昔李斯”四句，用李斯蒙冤而死的`古典，喻说嵇康蒙冤而死的今典。李斯是暴秦的功臣，嵇康是高洁的隐士，两人的价值观、性格和行为根本不同，但是蒙冤而死这一点则相同。此是两人之间唯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相同点。以李斯比嵇康，看似不伦不类，实际确切地揭示出嵇康是被诬谋反蒙冤而死这一历史真相。揭示嵇康含冤而死，是全文必不可少的前提，通过用典，确立了前提。不仅如此，以李斯比嵇康，既是比喻，同时亦是对比(反比)，对比出嵇康视死如归的品格，高洁的志趣。要之，这是用典的险笔，但是非常成功。

　　在阮籍《咏怀诗》组诗中，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艺术，始成为重要手法。如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用战国魏亡国的古典，喻说曹魏亡国的今典。古典与今典之间的相似性，是古今两个亡国的国名相同，用典可谓精切。其中“身竟为土灰”之句，是用曹操《夏门行》“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和阮籍父亲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化土灰”的今典(语典)，潜在而确切地给出了本诗指向曹魏今典(时事)的路标，用典可谓精深。这标志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手法，已经从曹植的诘问、反语等手法，转变到了用典。向秀与阮籍同时，向秀《思旧赋》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手法，是否来自《咏怀诗》，姑可不论;但是可以肯定，《思旧赋》在赋体文学中采用古典字面、今典实指手法，以表达政治微言，乃是一项创新。

　　此后微言政治抒情诗文，如陶渊明《述酒》、左思《咏史诗》、庾信《拟咏怀》，直至唐代李白《远别离》、杜甫《杜鹃》、南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弟》、宋元之际谢翱《登西台恸哭记》、明末清初钱谦益《有学集》、《投笔集》、*代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等，皆以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作为主要艺术手法。可以说，中国政治微言抒情诗以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艺术作为主要艺术手段的传统，是由阮籍和向秀共同确立的。

　　中国文学史上的微言政治抒情诗，往往出现在政治幽暗时期。微言抒情诗之微言，是诗人在政治压力和恐怖统治下，要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掩盖的现实真相，表达真实思想感情，而又不能明言，以避免政治迫害，所采用的特殊艺术手法。优秀的微言抒情诗，其寓意往往可以通过体会和实证，而获得确认。微言抒情诗的艺术效果，则是言外有无穷之意，有一种特殊的韵味(韵味或来自意象，或来自微言，有所不同;皆为言外之意，则相同)。

　　在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手法中，诘问、反语等手法，或难以指事(如诘问)，表现力有所不足;或*于直言(如反语)，容易为统治者察觉，给作者带来危险，尚非理想的微言艺术。而用典，则古典字面，较为安全(用典越深，危险越少);今典实指，尤能指事(用典越精，指事越确)。用典注定要发展成为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手段，原因即在于此。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之所以可能，原因亦在于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意义上，亦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8

　　《思旧赋》序云：“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赋云：“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命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这两节文字所描写情景是相同的：从嵇康临终前所奏琴声的绝响，反复描写同一情景，而不惜笔墨，这显然是作品重心所在，寄托有深意。

　　在这两节文字的意象中，最突出的意象是音乐意象，包括当时嵇康所奏响的琴声，和山阳邻家所吹响的笛声。琴声、笛声两种意象之间，有一种连续性，此连续性，就在于同为优美的音乐之声，在于似断实连，彼伏此起，“妙声绝而复寻”。绝，灭也。寻也者，继续、连续也。

　　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象征了嵇康虽死犹生，象征了嵇康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覆按此节文字之上文云：“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追问嵇康形神逝其焉如，实是希冀嵇康精神不死。此节文字象征嵇康虽死犹生，活在人们心里，正是回答了上文的追问。其下文云：“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上下文两言自己之心，实表示嵇康亦活在自己心里。

　　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这是兴，是触景生情、借眼前景道心上事、言外有无穷之意的兴。(如《文心雕龙·比兴》篇所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

　　这是极为优美的兴象。因为它是听觉意象、音乐意象，所以至为空灵、优美。(兴象是由兴而来的意象。兴象通常是视觉意象，“妙声绝而复寻”则是听觉意象、音乐意象。视觉意象较实在，听觉意象则空灵，作为音乐意象尤为优美。)

　　这是极为优美的兴象，因为它言有尽而意无穷、韵味无尽。

　　用音乐意象“妙声绝而复寻”，象征死者虽死犹生，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项艺术独创。

　　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内容、艺术，孰先、孰后，并无一成不变的路数，只能取决于具体情况。有时须先从了解内容的进路进入作品，然后始能确知其艺术造诣。但有时则须先从了解艺术的进路进入作品，然后始能确知其内容意义，《文心雕龙·知音》篇称之为“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悼嵇生之永辞兮”四句，不了解其深微的用典暨比喻艺术，就不能确知其揭示嵇康蒙冤而死的苦心孤诣。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两段音乐意象描写，不了解其优美的的象征艺术，亦不能确知其象喻嵇康虽死犹生的深情高致。

[阅读全文]...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作为*史上的著名报人、政论家，胡适有着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运动时期胡适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容忍主要指容纳异议，胡适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唤体现在他强调报刊或报人应和研究社会问题，他认为独立精神需要“独立的政论家”及其“言论事业”来落实。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胡适；新闻伦理思想

　　胡适是*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政论家。他曾、创办、编辑或担任过撰稿人的报刊有*20种，长期的报刊实践及其社会活动也使他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胡适新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例外。该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

　　一、胡适晚年曾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学教授乔治·林肯·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把布尔的这句话视为“不可磨灭的格言”，并进行了阐发：“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后来他在一次中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需要容忍，需要容忍异己，报刊或报人也应如此，对于报刊或报人来说，“容忍”和“容忍异己”主要是指容纳异议。实际上，晚年胡适的这一观点早在他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报刊实践中就已经形成和表现出来。

　　1917年《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在此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然而，在文章的末尾他说：“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希望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以对其主张进行修正。如果说胡适此言主要是一种谦辞的话，那么随后他在给*的信中所提出的期望就并非如此了，他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设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弘从这封信的上下文看，胡适把文学革命看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过程必然牵涉到很多问题，需要国人提出各种观点来展开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倡导文学革命者不能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绝对正确的，从而在《新青年》上不去容纳异己的观点和意见。但是*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则说：“改良*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发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看来，他和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对此进行讨论的必要，因此他不会让反对者在《新青年》上提出不同意见去“匡正”。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是旗帜鲜明而又坚决的，也不给反对者发起进攻的机会。他的这一态度和不容异己的做法对于“白话文学”势如破竹的推广自然有效，这一点后来连胡适也承认，但胡适仍然认为它是“武断”的。如果我们从新闻的角度进行分析，报刊或报人的确需要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符合传播规律。通常一种新事物或新思想即便是很有生命力，也需要深入传播和被广为接受，而让不同的意见、观点在报刊上就此展开交流和碰撞则不可或缺；有时硬性灌输也能够把新事物或新思想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其真正的传播效果值得考察。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来看，读者通常也希望看到不同意见就某个问题的交锋，若报刊总是传播一种声音，时间久了，就可能会让人产生阅读上的疲劳甚至不悦。汪懋祖就曾经投书《新青年》，说它在提倡文学革命时，“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既然胡适远在美国时就主张《新青年》要容纳异议，在他正式加盟《新青年》之后更是身体力行这种主张。在回应汪懋祖对《新青年》的质疑时，他充分地阐释了他的主张：“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但“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容纳异议并非是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退让，其前提是报刊或报人本身要有坚定的信仰或追求，而且持异议者的“反对”得是“有理由的反对”，其目的则是试图“同化”持异议者。

　　然而，胡适在《新青年》上对于“反对”意见的“欢迎”，却为钱玄同所不理解，他埋怨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劝告他“*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他还强烈反对胡适约请张厚载为《新青年》撰稿，声称若胡适这样做，他“便要脱离《新育年》”。张厚载是个戏剧评论者，他极力维护旧戏，公开反对胡适等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戏剧改良，其人品行也很差，在胡适约他写稿前后，他还在《神州日报》上制造*、胡适、刘半农等的谣言。对于这一切胡适似乎并不太介意：“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他不顾钱玄同的反对，坚持己见：“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虽然胡适倡导报刊或报人要容纳异议，但是他不可能去强迫别人这样做，他只能利用“本记者”的编辑权自己去实施这种主张。胡适认为，钱玄同为了推行“白话文”革命可以去树立一个反对的“假想敌”王敬轩，却不容他找现实存在的论敌张子写稿从而和他展开争论，这是很不公正或不公*的。虽然胡适这里所抱怨的“不公”仅是他和钱玄同两个编辑人之间的问题，但它已经触及到了学上的另一个重要命题——的“公正”或“公*”问题。若报刊或报人不能够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仅凸显一部分人在某个问题上的表达而忽视其他人的发言，只容许一种声音的传播而遮蔽其他意见的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的传播，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公正、公*的传播。

　　二、社会责任意识是新运动期间胡适对报刊或报人提出的又一要求。该时期胡适有四篇文献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即《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及《胡适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词》。

　　“五四”运动以后，*报业蓬勃发展，新增报刊有400多种，这些报刊背景复杂，分属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与此同时，各种思潮、理论学说也在*大量涌现，而且每种思潮、理论学说往往又有多个流派，但它们都借助报刊来传播，在报刊上占了大量篇幅，于是报刊界兴起了一股传播思潮、输人学理的热潮。这种状况让胡适非常担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报界和报人倾向注重空淡，提倡尊孔复古者和以“新潮”面目呈现的*义以及*主义者都不了解*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认为在纸上空谈各种“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会“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明确指出报人的首要职责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调研：“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他认为当时*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像“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此，他呼吁“新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至于“纸上的主义”，胡适认为它们都应该得到研究，但它们本身不是教条和金科玉律，而是有着工具意义，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启发，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他在《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三论问题与主义》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除了在理论上分析报刊或报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需要研究社会问题外，胡适还具体针对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注重研究以及不负责任办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也对有志于从事新闻业的北大学生发出了诉求，希望他们不要去抽象地空谈，替人“充篇幅”，而是能够肩负社会责任，研究“活的问题”。对于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负责任的办报现象，他说：“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一个人每天要做几家报纸的社论或时评，还要天天打牌吃花酒，每天报馆里把专电送到他们的牌桌上或花酒*上，他们看一看，拿起一张局票，翻转来写上几行，就是一篇社论了。他们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写的破笔，就可以做‘舆论家’了!这不是上海的实在情形吗?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说呢?”作为报人，若社会责任意识缺失，其所作的评论不仅对社会无价值，甚至还可能会对读者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胡适推崇“西洋的舆论界”每家报馆都有“几层楼的藏书藏报”，推崇美国《世界报》注重研究，重视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而“不做向壁虚构的舆论家”。

　　1922年2月，北京大学部分从事工作的师生在北大成立了“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胡适受邀与会并发表了。他在演讲中首先肯定了北大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但接着话锋一转：“北大同学迩来从事于新闻事业的，老实说大半替人家作充篇幅的事情。在胡适看来，“五四”以后报人的普遍空谈现象在北大学生报人身上也存在。胡适希望北大同学利用报刊来承担责任，研究*的各种现实问题。他说：“我以为北大同学不作新闻事业则已，否则不应当专做充篇幅的事情，应当讨论社会上种种的问题，最痛心的，就是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办的报，做充篇幅的事业，这也是很可耻的事情。”站在胡适的角度，“作充篇幅的事情”本身就没有尽到报人应有的责任，如果再替那些军阀报纸这样做，就更是可耻的。这里他已把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胡适还认为讨论现实的具体问题即“活的问题”会面临“封报馆”，“坐监禁”，“受枪毙”等各种威胁和危险，但他强调：“宁可为讨论活的问题被封，坐监禁，受枪毙，不可拿马克斯来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的报纸充篇幅!这应该是胡适对北大学生报人提出的最高要求，为了利用报刊履行社会职责，考察和反映社会现实，即使报纸被封，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流血牺牲，也要在所不惜。

　　尽管在胡适繁荣眼里“五四”之后的报刊一度普遍崇尚抽象的空谈，有不少报人不注重研究和社会，但是也有一些报刊既“新思潮”，也能够着眼于现实，研究时局，批评时事，讨论*的各种现实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胡适对于它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或提出殷切希望。

　　他认为《星期评论》的“研究的态度”是让人“极佩服的”，希望它能够坚持这种态度，“给*的舆论界做一个好榜样，使那种局票背面写的社论时评将来绝不能生存，使那班终身不读书不研究的‘红’主笔将来都渐渐的黑下去”。对于*主编的《湘江评论》，他也发出了赞叹：“《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认为“《建设》的前途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

　　胡适对报刊或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强调既是*传统士大夫责任感的体现，又烙上了鲜明的实验主义色彩。强烈的“家国”意识、忧患意识、“文人论证”是*传统土大夫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因此关注现实、拯救现实也就成了他们的使命和责任。虽然胡适是一个受欧美影响很深的自由主义学者，但他同样也深受*的熏陶，在思想上仍然承继了*传统士大夫的特点和传统，因此他呼吁研究和调查现实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倡导者，实验主义认为“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问题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因此，尽管胡适对报刊或报人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实验主义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早在胡适主办《竞业旬报》时，他就宣称该报的办报宗旨之一是希望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报刊或报人自然应首先具备独立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仍然坚持和主张这种精神。那么，什么是报刊或报人的独立精神呢?它对于报刊或报人的价值何在，报刊或报人怎样做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胡适在《努力周报》第5期上发表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在该文中，他把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三种类型。他认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他们不可能脱离其所属政党，完全缺乏独立性；虽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服从政党的政论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政论家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总隶属于这个或那个政党，从而为某个政党服务。胡适认为惟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才是“‘超然的’、独立的”，他具体地阐述了这种政论家“独立”的表现：独立的政论家在身份上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身在政党之外”，“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也就是说，政治身份的独立是政论家独立的前提，也是独立的政论家的首要标志。

　　在角色扮演上，独立的政论家通常担当的是民间性的“清流”、“智库”和体制外的“监察御史”兼备的角色，或提出意见建议或进行质询监督。在胡适看来，独立的政论家不仅身份要独立，就连他们所办的报刊也要独立，这是政论家独立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和标志。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在一个国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说：“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这是因为“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其次，与“表率政党的政论家”仅是一个政党的“观象台”、“斥候队”不同，独立的政论家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通过两种“武器”即“造舆论”和“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来表达他们的主张进而影响各政党的政策。这样，虽然他们身处政党之外，但“影响自在政党之中”，虽“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对于独立的政论家来说，无论是“造舆论”还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都离不开报刊，独立的报刊是其角色扮演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台。这又进一步说明，报刊的独立与政论家的独立是连成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

　　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曾直接明确地界定过什么是“独立精神”，他说：“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到《独立评论》创刊一周年时，他重提了这个界定，并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独立精神”的最好说法，他还提出了“独立精神”的两个重要条件即“成见不能束缚”和“时髦不能引诱”比较新运动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胡适对“独立精神”的阐释可以发现，这两者在基本内涵上虽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不依附任何党派)，但是前者似乎更具体，更完备，也更符合学上对传媒独立内涵的界定，而后者则显得比较笼统，也不够完备。

　　四、胡适所倡导的容忍、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并非相互孤立。容忍不是对“异己”放弃原则的坚守，一味地迁就，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前提。为此，胡适强调持异议者在立论时要“有理由的反对”，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乱骂”。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遭遇批驳，也成为后来“批胡”运动中批判他反对的一个证据。如果说胡适当时的真意正在于反对那些异己的“主义”的话，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报刊在传播这些“主义”时倾向于泛滥和“空谈”，“舆论家”们因此忽略了对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以致他们最终可能丢弃对社会责任的真正担负。也就是说，当各种“主义”的传播破坏了胡适容忍的前提——社会责任意识，他也会站出来反对这些“主义”本身。既然胡适说“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是独立精神的表现，可见，在他眼里，社会责任意识是独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独立精神涵括了社会责任意识。胡适提出“成见不能束缚”是“独立”的重要条件，这说明他把容忍看作是独立精神的前提。因为报人或报刊一旦为“成见”所羁绊就不大可能去容纳异议，也不会保持“超然”，而是依附于“成见”，这样就谈不上有真正的独立精神。胡适深受自由主义的熏染，容忍和独立精神实际上同源于自由主义，前者源自报刊是“意见的自由”，各种意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自我修正”等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后者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基石。比较起来，胡适的前述新闻思想与另一位报人梁启超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梁启超是*代*受自由主义影响较早的报人，他在一生的报刊活动中几乎一直追求自由主义，主张“言论自由”，因此，胡适的“容忍”在他身上也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作为胡适的前辈，梁启超受*的熏陶比胡适更早，更深，其社会责任意识更为鲜明。但梁启超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更具*传统文化的基因，含有更多宏大而抽象的国家及政治命题，不像胡适那样具有实验主义色彩。追求自由主义的梁启超对独立精神也比较向往，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论述报刊独立的重要性。但若根据上述胡适的定义来评判，梁启超并不具备真正的独立精神，也不是“独立的政论家”。他虽是文人、学者，但他不仅没有做到“身在政党之外”及“不依傍任何党派”，而且是政党的首领。梁启超一生创办和的报刊有*20种，但多是机关报或党报，而且一旦政治上有需求他就会放弃自己的“言论事业”投身于政治活动，这又与胡适设定的“时髦不能引诱”这一“独立”的条件相悖。与梁启超相比，胡适则更符合他自己界定的独立精神和“独立的政论家”的要求。

　　*现代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其中精神领袖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里，胡适一直是作为负面历史人物形象出现在大陆的学术界。其“历史观”也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批判。①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来，学术界对胡适的整体评价逐渐由负面转向正面，进而更加全面，对其“历史观”学术价值与产生的问题分析，也趋于客观。一般而言，学界对胡适历史观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皆有清晰地揭示，对其史学思想与*乾嘉学术以及与*现代疑古思潮的关系、历史观的得失，论之颇详。②然而，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的典籍，以及在“*文化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所提出的古典知识分类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构划，系统的研究方法，似乎关注得还不够充分。

　　本文的要点并不在于比较新史*动中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作用大小问题，而是仅仅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来考察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观，并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来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适这一历史时期“历史观”的思想内容:一是胡适对待*古代历史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二是胡适研究*古代史的具体要求与方法论思考，然后再重新认识其历史观对*现代疑古思潮的贡献。

　　一、“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

　　可以这样说，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胡适哲学思想的灵通，也是其“古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历史主义的态度则是胡适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在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学的整合。胡适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研究“古学”，必须要有现代人的方法，那就是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三种方法统合起来，就是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众所周知，章学诚在乾嘉时代，为了对抗考据学，以自己特有的“别识心裁”，重提“六经皆史”的命题，再一次将史学提高到与经学相抗衡的地位。或者说，试图用史学取代经学。龚自珍也曾提出“六经者，因此，胡适的“历史的眼光”，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以更加广阔的史学眼光继承并光大了了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以及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史学思想，将“史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地扩大了，而且将史学研究的目标转换到追求客观历史真相的认识论方向上。历史学研究首先要以真实材料为基础，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在把握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来重估一切历史事件的价值。

　　二、“*文化史”视野下的古史研究方法论

　　在“*文化史”的广阔历史学视野下，胡适历史观中所包含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整理国故”的主张之中。在胡适的眼中，“国故”即是*的文化历史，简称之为“国学”。整理国故，需要一现代的科学方法。而由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组成的方法体系可以视作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即是胡适提出的“系统的整理”的设想和“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系统的整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结账式的整理，三是专史式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即是一种广义的比较研究法。以此方法来研究*的文化历史，从而使*的古代文化历史的研究获得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摆脱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联系上文所讲到的“拿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一条来看，胡适古史研究方法论大体上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时间序列里，给每一文化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定位，在“求真”的基础上展开其他各项的历史评判工作。其二是通过“系统的整理”方法，对历史文献、历史事件作一清理工作，并通过各专门史的研究以深化人们对文化历史现象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其三是通过博采资料的方法，在比较研究的视野里从事*古史的解释与说明工作。下文着重评述后面两种历史研究方法。

　　胡适提出“系统的整理”*文化历史的思想主张，是通过三种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的，其一是“索引式的整理”。其具体意思是:“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比如说，将《说文解字》依部首、或依笔划，再加中一个检字的索引，编一本《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之类。

　　三、胡适的“新史学”对现代*“疑古”思潮的推动及其生长点

　　说起*现代*的“疑古”思潮，人们自然首先想到顾领刚先生。其实，“疑古”思潮是由胡适、钱玄同、顾领刚三人共同发起的。钱穆应顾领刚之邀而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对此有非常生动地描述:“三君者(指胡适、钱玄同、顾领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几于无不知三君名。‘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于三君乎见之。在*现代思想史上，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先驱性人物。*现代学术思想史领域里的激进“疑古”思潮的出现，也应当从胡适说起。据顾领刚《古史辨自序》所言，在1917年前后的几年里，胡适发表的论文时常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启示，让他“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使得顾领刚“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适合他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胡适发表在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上面的长序，让顾领刚对于小说版本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意想不到的认识。他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从胡适历史研究方法中获得“暗示”，顾领刚“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后来顾领刚提炼出“故事结构”的观念，并用“故事结构”的观念来解释历史传说中的故事“先型”与后演义的故事关系，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的研究上面。他说:“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果、封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底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但那时正毕业之后，初到母校图书馆服务，很想整理书目，对于此事只是一个空浮的想象而已。

　　四、余论

　　胡适虽然到处都提倡科学方法，但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里，胡适并没有否定想象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新史学”肯定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虽然，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一定是文学、艺术的想象力，而与他的“大胆假设”几乎是同义词，然而也不应该否定艺术的想象力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他为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册所作的书评中看出。胡适这样写道:“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且也正是从古史叙述的艺术性角度，高度肯定了陈衡哲女士的这本十万字的西洋史的长处。

　　一般而言，对于胡适历史学思想的研究，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发现，现在几乎难以有新的话可说了。本文着眼于胡适的“历史的眼光”这一大历史的观念，并将其与清代历史学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龚自珍的历史观联系起来，考察胡适“历史的眼光”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揭晓示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并从现代人文知识的谱系学建立角度考察其新史学所开出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及其历史贡献，最后又重新考察了其新史学与疑古思想的关系。

　　自“拨乱反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或遮蔽的风云人物及其文学观念，大都恢复了本真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叱咤风云的文化英雄和文学领袖，这应是海内外学人的共识;但是一提到文学革命的主张时，人们多认为胡适所倡导的只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即白话文学，只重视语体或文体的变革，而人本文学主张则是周作人提出的，它是对胡适白话文学观念的补正，似乎人的文学主张与胡适无关或关系不大。

　　所以，对胡适文学思想的研究，至今仍停留于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观念，罕见对其白话文学主张与人本文学思想的关系及其人本文学观的概念内涵与独特价值，给予深入的探讨与评述。造成这种研究的缺憾不外乎几种缘由:胡适对其白话文学主张的阐释，过度强调了文体语体改革的首要性和重要性，确实说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文学革命的唯一宗旨或根本方针，甚至还说只为*创造白话文学;而且在文学革命实践上将语言的改革、文体的改革设定为第一步，并亲自领导用白话写诗的实验。

　　这些偏至的话语与行为，不能不使人们认定胡适的文学观念就是只重视语体文体变革的白话主张，这应算主观原因。从客观上寻找原由，一是胡适提倡文学革命的白话文学主张既突出文学形式的变革又指明文学内容的革命，然而文学革命先驱们的讨论或实验却只关注语言形式或文学体裁的变革，而对文学内容革命则没有提出异议;即使那些对文学革命持异见与反对态度的文人，也主要把矛头对准其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与实验。

　　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文学思想，它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总的理论纲领与实验方略;所营造的白话文体既不是文类文体又不是主体文体乃是“时代文体”，与之相联系要建设的人本文学当然也是一代文学的内涵特质。所以，胡适提出的人本文学主张不是与其白话文学整体观并置的，更不是要取代它的，而是属于其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观中的文学内容革命方面的子文学观。若把白话文学主张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系统，那文体大**是个子系统，而人本文学观也是个子系统，两者紧密地有机地胶合为一体方能在实践中产生巨大的功能。

　　从实验效果来看，文学革命进程中没有完全撇开文学内涵的语体文体的大**，亦没有抛开文学形式的语体文体变革的文学内容的更新，否则就创造不出物化的审美文本。不过也要看到，胡适把文学革命的形式与内容分开论述，并分为两步实验，这固然表明他认识到形式与内容这对理论范畴的关系中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但是，他却忽略了形式与内容是绝对不可分不能离的，这不免使其陷于机械论的误区，好在白话文学观的实验结果为其弥补了理论缺陷。二如果说胡适倡导的以易卜生戏剧文学为参照系的人本文学观，可视为其整体的系统的白话文学思想的子文学观;那么晚于胡适6个月周作人亮出的“人的文学”理念，并未涉及五四文学革命的文体语体问题，而是着重于新文学内涵的变革，要求极力鼓荡以个人主义为世间本位的人道主义。

　　它与胡适的人本文学观相比照，有其独到的功能特点:一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的立论与阐述是自成系统的，它是把借鉴的域外的人本主义思想纳入自己的“人的文学”构想，直截了当地陈述出来，易于人们的理解和接受;不像胡适的人本文学观是通过研究评述易卜生的戏剧及其个性主义思想而折射出来的，其实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人主义意识也是通过译介西方个人主义思潮而呈示出来的，都不是直接地诉诸读者，这易于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人本主义思想及其人的文学观不是研究者或译介者的乃是原创者的，所以对胡适现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或接受，从“五四”至今往往忽略了《易卜生主义》这篇极为重要的文论。

　　二、是周作人明确提出“人的文学”定义，即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而他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人间本位主义较为辩证地说清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他以“森林”与“树木”为喻，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个人”与“群体”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统一关系。他的这一认识比之胡适、鲁迅对“个人”与“众数”关系的认识，进了一步;不过只承认“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性而忽视两者的矛盾性，也未达到真正辩证的认识高度。

　　三、一代文学革命先驱的人本文学思想虽然有些差异，但是它们却形成了趋同的现代化的文化生态，即“尊重个人的自主性，承认个体的独立价值，允许个性的充分合理发展;重视个人的创新能力，发挥个人的生命潜能，倡导个人建设自我的合理的新颖的知识结构;突出文化精神上的进取意识，提高个人的理性自觉，为个人独立自主活动增强内力;加大文化领域的开放力度，使个人的视野在多元文化样态的交流中得到更新与扩大”。这种良性的文化生态只为先驱们人本文学观的构成提供了客观条件，至于人本文学观能否建成以及建成有何思想功能特点的人本文学观，则取决于文学革命先驱主体能否选取、借鉴、运用国外或国内的文化思想资源。

　　没有国内外文化或文学思想资源的汲取，是构建不**本文学观的。尽管人本文学观带有元话语性质，然而它却不是先驱们的“独创”，而是根据文学革命的实况与需要，汲取并整合中外文化思想资料的精神创构的。且不论胡适的人本文学观直接借鉴了易卜生的人本文学观和杜威的“真的个人主义”思想;

　　就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来说，几乎全部借鉴的域外的人学文化资源，既有西方的进化论的自然人性观又有英国18世纪的“灵肉一致”的人性论，既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又有日本新村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由此整合的既利己又利人的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人道主义与灵肉一致人性论的“人的文学”观，对*传统文化或文学却采取了偏激态度:一是说*人“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意思是*传统文化不是人的文化而是非人的文化，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读还是否定?至少是态度过于偏激，并认为*传统文化难以生发出“人的文学”;

　　二是认定“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因此，他把《封神传》《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七侠五义》《三笑姻缘》等统统视为“非人文学”，予以排斥，尽管其中有的文本中不乏非人的思想因素，然而如此不作具体分析的否定，也是过于偏激了。

　　即使周作人这样偏激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也没有极端地反传统，他既承认墨子的“兼爱”思想又肯定“《红楼梦》要算最好”的人的文学。这也表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并非完全西化的，也与*传统文化或文学有一丝血脉。如果上述观点出自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或国粹派之口，那是不足为奇的，它恰好来自当下一位教授的演讲，这就令人感到有点“奇”。

　　只要对五四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左翼文化与革命文*动以及*古代婚姻制度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进行点严肃扎实的研究，就不会轻率地作出这样的偏激而武断的分析，也不会将现代婚姻出现的所谓“道德问题”完全归罪于对欧美文学的译介，更不会把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美化为“忠贞和责任而高质量”的。这里不必举很多例证说明，仅以胡适来说，他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视野，尤其崇尚美国文化和文学，然而他通过翻译欧美文学所形成的文学观、婚姻观和爱情观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对老祖宗创造的文化或文学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传承，甚至其自身所坚守的婚姻还是改良式的“父母之命”的婚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者和领袖者之一的胡适尚且如此，至于那些新文化新文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对于中外文化与文学的态度如何，就不必多论了。

[阅读全文]...

古诗《长歌行》的思想感情

古诗《长歌行》的思想感情

　　在日常学*、工作或生活中，许多人对一些广为流传的古诗都不陌生吧，古诗的格律限制较少。古诗的类型多样，你所见过的古诗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诗《长歌行》的思想感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长歌行》的思想感情：

　　表达诗人感慨时光流逝，劝勉世人要珍惜光阴，有所作为的思想感情。启发年轻人要珍惜时间，少壮年华不努力，待到年老时，就是懊悔悲伤也没有用。

　　《长歌行》

　　作者：汉乐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译文

　　园中的葵菜都郁郁葱葱，晶莹的朝露阳光下飞升。

　　春天把希望洒满了大地，万物都呈现出一派繁荣。

　　常恐那肃杀的秋天来到，树叶儿黄落百草也凋零。

　　百川奔腾着东流到大海，何时才能重新返回西境？

　　少年人如果不及时努力，到老来只能是悔恨一生。

　　注释

　　⑴长歌行：汉乐府曲题。这首诗选自《乐府诗集》卷三十，属相和歌辞中的*调曲。

　　⑵葵：“葵”作为蔬菜名，指*古代重要蔬菜之一。《诗经·豳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葵菜古人种为常食，今之种者颇鲜。有紫茎、白茎二种，以白茎为胜。大叶小花，花紫黄色，其最小者名鸭脚葵。其实大如指顶，皮薄而扁，实内子轻虚如榆荚仁。”此诗“青青园中葵”即指此。

　　⑶朝露：清晨的露水。晞：天亮，引申为阳光照耀。

　　⑷”阳春“句：阳是温和。阳春是露水和阳光都充足的时候，露水和阳光都是植物所需要的，都是大自然的`恩惠，即所谓的”德泽“。 布：布施，给予。 德泽：恩惠。

　　⑸秋节：秋季。

　　⑹焜黄：形容草木凋落枯黄的样子。 华（huā）：同“花”。 衰：一说读“cuī”，因为古时候没有“shuāi”这个音；一说读shuāi，根据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汉语》，除了普通话的规范发音之外，任何其他的朗读法都是不可取的。

　　⑺百川：大河流。

　　⑻少壮：年轻力壮，指青少年时代。

　　⑼老大：指年老了，老年。徒：白白地。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长歌行》古诗赏析：

　　这首诗选自《乐府诗集》卷三十，属相和歌辞中的*调曲。本诗托物起兴，通过清晨葵菜上晶莹的露珠太阳出来就会被晒干，春天的繁华美景到了秋天就会衰败凋零，千万条江河东流到海一去不返等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说明时节变换得很快，光阴不再，年华易逝，因而劝导人们要珍惜少年时代，发奋努力，使自己有所作为。全诗采用比兴等手法，借物喻理，出言警策，催人奋起。

　　前四句写万物在春天竞相生长的勃勃生机：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园子里的葵菜长得非常茂盛，郁郁青青的，等到太阳一出来，葵菜叶片上滚动着的露珠就被晒干了。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天把幸福的希望洒满了大地，大自然里的一切生物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后六句与前四句形成对比，说明光阴如流水，时间一去不复返，激励人们应该趁年轻发愤努力，珍惜人生，不要虚度光阴：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时常担忧秋天一到，美丽的树叶儿枯黄而漂落，百草凋零衰亡。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百条江河奔腾着向东流入大海，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返回西方？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也一样啊，年少时如果不珍惜时间努力向上，到年老体衰时只能白白地悔恨与悲伤。

　　长歌行(节录)

　　汉乐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注释]

　　1.青青：植物生长得旺盛时颜色。2.晞(xī)：晒干。3.阳春：暖和的春天。4.德泽：恩惠。5.秋节：秋季。6.焜(kūn)黄:枯黄色。7.华：同“花”。8.老大：年老。9.徒：徒然。

　　[今译]

[阅读全文]...

三国时期魏国将领诸葛诞生*

三国时期魏国将领诸葛诞生*

　　诸葛诞，字公休，三国时期魏国将领，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族弟。下面是百分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三国时期魏国将领诸葛诞生*，希望大家喜欢!

　　诸葛诞的生*简介

　　诸葛诞是三国时期的魏国大将。诸葛诞是诸葛家族的成员，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诞在魏国为官，是三国后期的人物，最后因为害怕被曹魏猜疑诛杀，就起兵造反，但是后来被曹魏镇压，连带着手下的数百人都被斩杀。

　　诸葛诞是诸葛世家的人，他的先祖是诸葛丰，和诸葛亮是堂兄弟，诸葛诞为人很讲义气，曾经和一个叫杜畿的人一起乘船被风浪给掀翻了，两人都掉到水里，结果诸葛诞就让前来救助的人先救杜畿，自己却昏死过去漂到了河边。

　　在公元251年，司马懿手掌大权，魏国的太尉就打算另立新帝，推翻司马懿的统治，司马懿知道后就派他去诸葛诞领兵前去镇压。因为这次战功，诸葛诞被封为镇东将军，后来诸葛诞在司马昭的带领之下和东吴交战，因为计谋失当，天时不利，魏国大军没能攻打下东兴大堤，让当地驻守的吴军等到了援兵的到来，趁着魏军不备，一举大败魏军。战后司马昭一力承担所有过失，所以诸葛诞只是被小小的惩戒了一下，从镇东将军调到了镇南，并没有大的降职。

　　后来当时的魏国大将毌丘俭与文钦因为不满司马师把持朝政，就起兵反叛，并联系了吴国助阵，司马师征讨两人的时候，诸葛诞也在其中，率兵大败敌军，夺取了寿春城，当时东吴来支援两人的军队眼看着他们兵败来不及救援，就要撤退，但是被诸葛诞抓到机会，追杀好久还斩杀了一员大将，因此诸葛诞一战封侯，身居高位。

　　之后诸葛诞眼见司马氏行事霸道，好多朝臣都先后被诛杀，心里就有了反意，在接到让他进京当官的诏书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直接就起兵造反，引来了魏国大军的围剿，但是东吴的援军几度被击退，诸葛诞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突围，但是突围失败，被魏军斩杀。

　　诸葛诞为什么是狗

　　在*的历史上，诸葛诞一直被人们称作为狗。那么诸葛诞为什么是狗呢?其实在古代，将人比做是狗，不是骂人的意思。大家都知道，诸葛诞是诸葛家族里面的，而在诸葛家族中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诸葛亮，诸葛亮在三国时期的威望非常大，一直到今天，诸葛亮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是神一样的存在，甚至很多的人们都直接把诸葛亮给神话了。

　　所以在三国时期，诸葛家族的几兄弟里面，诸葛亮的本领自然是最厉害的，因此，诸葛亮又被人们称为是卧龙，以此来表示，诸葛亮的一身本领。除了诸葛亮，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诸葛瑾，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孙权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在缓和东吴和蜀国的关系上面，诸葛瑾可以说是做了很大贡献了。但是在本领方面，诸葛瑾确实比不过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可以称作为龙，诸葛瑾只能称作为虎。

　　诸葛诞是这三个人中最小的一个，论本领来说，诸葛诞也算的上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大将军，而且官做的比较大，但是他的本领，还有人品，在世人的眼中，诸葛诞都是比不过自己的两个哥哥。陈寿是这样评价他的心大志迂，不虑祸难，变如发机。所以和自己的两个哥哥比起来，诸葛诞只能是狗了。

　　这就是诸葛诞为什么是狗的由来了，这并不是骂诸葛诞，和我们现在的走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在古代这是一种本领排名的象征。

　　诸葛诞跟诸葛亮的关系

　　在三国中诸葛亮是很多人崇拜的人物，虽然诸葛亮是功成名就的，他的兄弟也是人中龙凤，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其中很多人对于诸葛诞这个人物是比较陌生的，诸葛亮是有两个兄弟的`，一个是诸葛瑾另一个就是诸葛诞了。

　　俗话说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诸葛这三兄弟是分别效力不同的国家，其中诸葛亮是跟随着刘备的，深受重用成为了蜀汉的丞相，诸葛瑾是吴国的大将军而诸葛诞是在效力魏国。当时有人称之这三兄弟是诸葛亮是卧龙，诸葛瑾是猛虎，而诸葛诞是功狗，当然这里的狗不是讽刺意义的，是褒义词的。

　　很多人并不熟悉诸葛诞，其实这个人的名声不是很大，但是却关系着很多的名人，和司马懿是亲家，司马睿是他的曾外孙，但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不单单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还是靠他自己的才能。

　　当时诸葛诞投靠魏国的时候曾经舍身忘死感动了魏国主君，之后被提拔为了御史中丞，之后诸葛诞和夏侯玄走得比较*以至于后来在夏侯玄出事的时候自己也没有能够幸免。

　　之后魏明帝驾崩了之后，诸葛诞又重新受到的重用，和司马懿还成为了亲家，但是在朝廷上面诸葛诞的立场是比较模糊的，很多人看不清他到底是支持哪一方的。

　　在三国的时候诸葛三家兄弟都被视为英才，但是三个人的结局也都是不怎么好的，诸葛亮是三兄弟中成就比较大的，但是诸葛诞之后为了不背叛魏国最终被杀害，也是悲惨的结局。

[阅读全文]...

古诗嫦娥中心思想130句

嫦娥奔月课文主要内容

　　神话中的嫦娥因服用大羿自西王母处所求得的不死药而奔月成仙，居住在月亮上面的广寒宫之中。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嫦娥奔月课文主要内容，希望有所帮助！

　　嫦娥奔月课文主要内容

　　后羿射日成功后娶了嫦娥，王母给了他一包成仙的药，但后羿只想和嫦娥在人间长相厮守。后来因为降蒙心怀不轨，嫦娥被迫把这包药吃了，飞落到月亮上成了仙，从此两人分离。此后百姓们开始向嫦娥祈求吉祥*安。

　　嫦娥奔月课文原文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直晒得大地冒烟，老百姓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

　　有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名叫后羿，他决心为老百姓解除这个苦难。后羿登上昆仑山顶，运足气力，拉满神弓，“嗖嗖嗖”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他对天上最后一个太阳说：“从今以后，你每天必须按时升起，按时落下，为民造福！”

　　后羿为老百姓除了害，大伙儿都很敬重他。很多人拜他为师，跟他学*武艺。有个叫逢蒙的，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在后羿的门下。

　　后羿的妻子嫦娥，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子。她经常接济生活贫苦的乡亲，乡亲们都非常喜欢她。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送给后羿一丸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哩。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嫦娥，就让她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逢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后羿的仙药弄到手。八月十五这天清晨，后羿要带弟子出门去，逢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到了晚上，逢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心里想，让这样的人吃了长生不老药，不是要害更多的人吗？于是，她便机智地与逢蒙周旋。逢蒙见嫦娥不肯交出仙药，就翻箱倒柜，四处搜寻。眼看就要搜到百宝匣了，嫦娥疾步向前，取出仙药，一口吞了下去。

　　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飞出了窗子，飞过了洒满银辉的郊野，越飞越高。碧蓝碧蓝的夜空挂着一轮明月，嫦娥一直朝着月亮飞去。

　　后羿外出回来，不见了妻子嫦娥。他焦急地冲出门外，只见皓月当空，圆圆的月亮上树影婆娑，一只玉兔在树下跳来跳去。啊！妻子正站在一棵桂树旁深情地凝望着自己呢。“嫦娥！嫦娥！”后羿连声呼唤，他不顾一切地朝着月亮追去。可是他向前追三步，月亮就向后退三步，怎么也追不上。

　　乡亲们很想念好心的嫦娥，他们在院子里摆上嫦娥*日爱吃的食品，遥遥地为她祝福。从此以后，每年的八月十五，就成了人们企盼团圆的中秋佳节。

　　扩展阅读：文献记载

　　最早纪录嫦娥事迹的是商代的巫卜书

　　秦代王家台秦简《归藏》，于1993年3月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其中的《归妹》卦辞为：昔者恒我（姮娥）窃毋死之药于西王母，服之以（奔）月。将往，而枚占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恒我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

　　西汉初期的《淮南子》（公元前139年成书）。其中使用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作为典故引用：“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作的注解中写道：“姮娥，羿妻也。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

　　晋代干宝所著《*》中的记述并认为是引自《灵宪》。

　　南朝齐国的刘勰在成书于公元501至502年的《文心雕龙·诸子》篇中记载：“《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姮娥奔月。”

　　南朝梁国萧统在《文选》中选入了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其中有“凉阴掩轩，娥月寝辉”的句子。

　　南朝梁国刘昭编写的《后汉书·天文志上》补注引东汉张衡所著《灵宪》曰：“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

　　唐朝的李善在注释时写道：“《周易》、《归藏》曰，昔日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同样提及《归藏》中嫦娥奔月的记录。

　　唐代《初学记》引用古本的《淮南子》，其中的版本则是：“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

　　唐代李商隐在《常娥》一诗中“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间接提及嫦娥奔月。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