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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发展史
在学*、工作、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诗歌了吧,诗歌是表现诗人思想感情的一种文学样式。那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诗歌的发展史,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五言诗是*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南北朝时期是*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璧”。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现代文学诞生了。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1949年新*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
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外国诗歌发展史
第一阶段:远古时期(前40世纪至5世纪)古埃及,古巴比伦。
第二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
第三阶段:中世纪(5至15世纪),亦可称圣经诗歌时期。
第四阶段:文艺复兴时期(14至16世纪),伟大诗人有英国的莎土比亚、意大利的彼得拉克等。
第五阶段:古典主义时期,(17至18世纪),有弥尔顿、伏尔泰等历史名人。
第六阶段:浪漫主义(18至19世纪),诗歌群星璀璨,俊采风流。德国有歌德;英国有布莱克、彭斯,有湖畔派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及雪莱、拜伦、济慈三个少年天才;法国有雨果;俄国有普希金;美国惠特曼;匈牙利有裴多菲、等等。
第七阶段: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超现实主义、先锋派各种风格的诗层出不穷,东西方碰撞、交流,融合已*百年,流风所及,以至于今。
词的种类
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别称有长短句,曲子,曲词,乐府,乐章,琴趣,诗余,是配音乐的。从配音乐这一点上说,它和乐府是同一类的文学体裁,也同样是来自民间文学。后来词也跟乐府一样,逐渐跟音乐分离了,成为诗的别体,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文人的词深受律诗的影响,所以词中的律句特别多。
词是长短句,但是全篇的字数是有一定的。每句的*仄也是有一定的。
词大致可分为三类:⑴小令;⑵中调;⑶长调。有人认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这种方法是明朝人强加上去的,并不科学。宋人将词分为令引*慢四种,然而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分类并不十分清晰。简单地说,令即小令,引和进约等于中调,慢词就是所谓的长调。(蝶恋花60字,江城子70字,但在宋朝都属于令词)敦煌曲子词中,已经有一些中调和长调。宋初柳永写了一些长调。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起,长调就盛行起来了。长调的特点,除了字数较多以外,就是一般运用韵较疏。
*会展的发展史
会展是指会议、展览、大型活动等集体性活动的简称。我国会展活动在*代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增强国际交流,开拓国民眼界和振奋民族精神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会展的发展史,希望对你有帮助。
*会展的发展过程
作为早期展览会雏形的集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商、周时期,并在唐末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
集市在我国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许多种形式和名称,如集、市、墟、场等。
集市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他们之间的买卖活动既是生产者向消费者直接出售,也是生产者之间的产品流通。
几千年来,集市一直是我国商品流通的重要途径。
除了城乡各有特色的集市外,还有一种城乡并存的定期集市——庙会。
在我国,庙会的历史悠久,在唐朝已流行,宋朝继之,明、清盛行。
除了传统的产品交换之外,还有宗教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等。
庙会作为商品交换媒介,对促进商品流通,沟通城乡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代,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明明显落后于欧洲,会展业也不例外。
虽然我国很早就出现集市、庙会,但现代展览并没有在我国产生,它与其他工业发明一样也是舶来品。
清末到抗战前的会展
1840年,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的*,在西方的炮舰下被迫打开门户,*人开始尝试着与外部世界接触*会展发展史*会展发展史。
当时,参加世界博览会就是我国早期参与国际性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代*会展活动的发端。
1851年,*商人徐荣村和一些在*经商的外国人以私人身份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首届世界博览会。
1876年,*第一次自派代表,以国家身份参加了费城世界博览会。
此后,我国官方或民间商人又以组团参展、寄物参展、派员参观等形式,先后参加了20余次世博会。
1915年,“*”*派员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洋万国博览会。
在这届博览会上,*展品共获1211个奖项,其中大奖章57枚,荣誉奖章74枚,金牌奖章258枚,银牌奖章337枚,铜牌奖章258枚,奖词奖227个,在全部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
自参加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后,由于国内战乱和动荡,*长久地离开了世博会的舞台。
清光绪31年(1905年),清*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
清宣统元年(1909年),当时的官府在武昌、南京举办了商品陈列所,也称物品展览会,用以展示国货。
清宣统元年(1909年)9月至10月,武汉劝业奖进会在武昌*湖举办,这可能是**代史上的第一个博览会。
清宣统二年(1910年)6月5日至6月29日,在江宁(今南京)由官府和商界合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学*西方博览会的又一次尝试,举办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产业状况,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1915年北洋军阀*农商部所属劝业委员会设立了商品陈列所。
1929年6月6日至10月10日,浙江府在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展品约15万件,观众达2000余万人次,盛况空前。
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艺术国际展览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国办展。
参观人数达42万人次,以致*瓷器、绸缎、茶叶畅销一时,中餐馆生意兴隆。
这些展览会相当于欧洲的国家工业展览会,但是在展览规模和展示手法上比较落后。
我国会展活动在*代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增强国际交流,开拓国民眼界和振奋民族精神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当时我国国力孱弱,政局动荡,战争频繁,因而会展活动发展始终没能与世界同步,会展活动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博览业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功能
会展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包括联系和交易功能、整合营销功能、调节供需功能、技术扩散功能、产业联动功能、促进经济一体化等。
联系和交易功能
联系和交易功能会展孕育巨大商机,具有联系和交易功能。会展的联系沟通作用非常明显:联系量大、联系面广、联系效果好,因此会展可以向会展组织者、参展商、观众提供彼此联系和交流的机会。通常在短短几天有限的会展期间,参展商往往可以接触整个行业或市场的大部分客户,可能比登门拜访等其他常规方式一年甚至几年所接触的客户还多。展会参加者在专业展会上可以接触到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本领域专家、现有客户、潜在客户、供应者、代理商、用户等与己相关的各种角色的人,其中不乏决策人物、关键人物,形成的人际联系质量高。会展的环境氛围典雅,有利于进行高质量的交流。
贸易成交一般有若干环节:生产厂家向客户宣传产品,客户产生兴趣并进行询问了解,客户产生购买意向,厂家与客户洽谈,讨价还价成交。通常这个过程有时可能比较长,但在展览会上,这一过程可以比较迅速完成。在会展中,丰富的信息、知识交流传播使得生产、贸易、生活趋于更轻松、直接、快捷、准确,消除了供求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产生高效低耗的经济功能,创造了经济均衡的巨大可能性。在展销会上,参展商为卖而参展,参观者为买而参观,均有备而来。参展商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广泛地接触买主,观众购买商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最广泛地了解产品,参展商可以于潜在客户表示出兴趣时就抓住机会开展推销、洽谈工作,直至成交甚至当场回款,买卖双方可以完成介绍产品、了解产品、交流信息、建立联系、签约成交等买卖流通过程,展会起到沟通和交易作用。
国际展览会与博览会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大大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交易。在中世纪时代,作为展览会前身的贸易集市就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人口集中、商业较为发达的欧洲城市举行。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世界各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形成连接大西洋、太*洋、印度洋的'国际市场,国际展览业形成萌芽。
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后来的比利时、德国、法国、美国的产业革命,推动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通讯和运输工具的使用,在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城市,贸易集市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会或博览会。1851年在伦敦首次举行了世界博览会,标志着旧贸易集市向标准的国际展览会与博览会过渡。1895年莱比锡第一届国际样品博览会,满足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交易的需要。
国际展览业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展览会与博览会成为发达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场所,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勃勃生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一批因战争停办的展览会和博览会重焕生机,例如世界著名的“米兰博览会”、“莱比锡博览会”、“巴黎博览会”,后被誉为连接各国贸易的三大桥梁,值得一提的是“莱比锡博览会”在冷战期间为沟通东西方贸易联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前民主德国每年与西方国家达成的贸易额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莱比锡博览会上达成的。此外,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邀西方国家商人到“莱比锡博览会”洽谈业务,签定合同,因此“莱比锡博览会”被誉为“通往东欧国际贸易市场的门槛”。
通过商品或科技成果的会展,使供需双方充分了解对方的信息和需求,再加上可以通过实物观看,迅速促成供需双方达成商务合同,因此会展市场孕育了无限的商机。在新加坡举行的“2004年亚洲航空展”,单是公布的部分交易额就达到了35.2亿美元。
整合营销功能
整合营销功能会展作为企业之间的一个有效的营销*台,为企业展示产品、收集信息、洽谈贸易、交流技术、拓展市场提供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会展在企业市场营销战略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在发达国家,会展营销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重要营销手段。
同时,会展经济也是一种竞争的经济,众多的供给者和需求者聚集在一起,供给信息和需求信息直接交流,信息被充分披露,是一个*似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价值规律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产品的销售价格趋*生产成本,消费者可以购买到价廉物美的产品。
整合营销理论认为,在营销可控因素中,价格、渠道等营销变数可以被竞争者仿效或超越,而产品和品牌的价值难以替代,因它们与消费者的认可程度有关。整合营销的关键在于进行双向沟通,建立一对一的长久的关系营销,提高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会展具有整合营销功能,可以利用多维营销的组合手段,如会展的报刊、电视、广播、因特网、户外广告、实地展示、洽谈沟通等各种营销方式,这种整合营销功能有利于企业与顾客的交流,增强消费者对企业产品与品牌的认同度,促进企业销售工作。
在会展上,生产商、批发商和分销商汇聚一堂,进行交流、贸易,某种程度上甚至就是一个信息市场。企业可以利用各种信息渠道宣传自己的产品,推介自己的品牌、形象。企业与顾客可以直接沟通,得到及时反馈。企业可以收集有关竞争者、新老顾客的信息,企业能了解本行业最新产品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构成决策依据。
会展具备了其他营销工具的相关属性:作为广告工具,会展媒介将信息针对性地传送给特定用户观众;作为促销工具,会展刺激公众的消费和购买欲望;作为直销的一种形式,可以直接将展品销给观众;作为公共关系,会展具有提升形象的功能。
会展营销成本低。据英联邦展览业联合会调查,通过推销员推销、广告、公关等手段的一般营销渠道找到一个客户,*均成本219英镑;通过会展寻找一个客户,*均成本35英镑,仅为前者的1/6。
调节供需功能
调节供需功能展览会可以视为信息市场,信息得以交换,企业参展产品的信息实为市场信息,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资源。
信息市场是经济运行循环过程的轴心,会展信息市场反映信息交换中供求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它连接市场信息供应方、市场信息用户、市场信息资源应用等重要生产力要素,促进各类市场资源得以优化配置,有效地刺激需求,调节供给。
*古代官学的发展史
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 ,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古代文化科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古代官学的发展史,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教育起源与学校产生较早的国家。据古籍记载,董仲舒认为在五帝时代,我国已有名为“成均”的学校,现在看来只能视为有关学校萌芽的传说。我国正式的学校,则产生于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后的夏朝。
夏朝已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庠,是养老与教育兼施的机构;序,则有明显的武士教育的特点;校,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军体性教育机构。
商代的学校除“庠”、“序”之外,又增加了“学”和“瞽宗”。“学”包含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学校教育成型的标志,“瞽宗”,设有专职的教师,是传授礼乐,造就士子的专门机构。商朝学校已有大学、小学之分,教育内容以宗教和军事为主,还要进行读、写、算的教学。
西周教育集前代之大成,初步具有了学制系统。分国学与乡学两类。国学为中央官学,乡学为地方官学。国学分大学与小学两级。乡学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只设一级。西周官学划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种类型,影响深远。大学分为五学,即所谓“成均,上庠、辟雍、东序、瞽宗”;五学并举之规模,在世界教育史居领先地位。
秦朝实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造成学校教育的倒退和逆转。汉武帝时创立太学,标志着我国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官学有大学性质的太学,有特殊性质的鸿都门学(相当于文艺专科学院)、四姓小侯学(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等。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学(郡国设立的,中学性质)、校(道邑设立的,中学性质)、庠(乡设立的,小学性质)、序(聚设立的,小学性质),其程度已有高低之分。
我国封建官学制度发展到唐代,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古代官学不仅依行政所属可以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而且依学校的性质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专修儒经的学校,如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等。有专科学校,如直属国子监管辖的律学、算学、书学是大学性质的专科学校,太医署所辖医学校,太卜署所辖的卜筮学校,司天台所辖的天文、历数、漏刻学校,太卜寺所辖的兽医学校等,均属职官性的专科学校,地方府州大学中,也设立了医学科,在普通学校中开设自然科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称为实科学校。在欧洲,直到l7、18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出现这类学校。而我们国家,早于欧洲一千年,在唐朝就创立了实科学校,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还有特殊学校,如弘文馆,以详尽图籍教授学生,崇文馆,以经籍图书教授学生。总之,多种形式办学,是唐代官学一大特点。
封建官学随着社会的前进,曲折地发展着。宋朝官学对学生入学资格有所放宽,明朝国子学的教育对象更为扩大。宋代增设武学与画学,学校类型不断增加,唐代以后,官学的教学内容不断增加,南宋到清代,《四书》已成为重要的教材,史学与文学内容也有所增加。
明朝中叶以后,封建制度进入了衰败没落阶段,封建官学制度则沦为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曾遭到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与教育家的抨击。至*代,革命的洪流,终于将封建官学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使我国教育进入了新阶段——私学。
古代私学源远流长,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已见端倪。私学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则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兴起的。
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是私学的初创阶段,成就最大的是儒家,其次是墨家。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伟人。其门生弟子多继承他开创的事业,私人讲学授徒。子夏办学颇有成就,所培养的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皆“为王者师”。孟轲所办私学也盛况空前,“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墨子·公输》中,墨子自称有弟子三百人。墨家私学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其纪律严格,弟子为义战而死,视死如归。
战国中期,诸子蜂起,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之学,大大丰富了我国私学的内容。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历史,私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程度而言,可分两级。蒙养教学与经师讲学,前者相当于中、小学,后者相当于大学。就主要形式而言,可分三种:经师讲学、蒙养教学和家学传授。
汉代经师讲学之风很盛,东汉更为兴旺发达,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太学。两汉私学门下,有不少著名的大师,马融、郑玄等即为最有名者,他们的弟子常有数百上千人。郑玄是一位极负盛誉的教育家,他在战乱中,从教20余年,及门弟子不下数千,着录弟子万人。等他死时,“自郡守以下受业者,缭缓赴会千余人”。黟从郑玄的生*可见汉代私学之一斑。
隋唐之际官学繁荣,私学也颇发达,隋朝大儒王通,为著名的私人讲学者。宋代私人教学极为发达,著名讲学者有孙明复、胡安定、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等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以救国仁民为宗旨,一边着书立说,一边讲学授徒。
封建官学制度中,一般不包括蒙养教学,此项教育任务,多由民间私学承担。汉代蒙学名曰“书馆”;其师称为“书师”。唐代蒙学亦有村校之称。蒙养教学至宋代日益完备。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学教本为“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宋元蒙养教学之所,有乡校,家塾、冬学等名称,设置普遍,据称“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宋代蒙学十分重视学诗作对。据古籍记载,宋代诗人苏轼曾测试过一农村蒙学八岁小童孙仲益。苏轼出题曰:“衡茅稚子璠玙器”,孙仲益立刻对曰:“翰苑仙人锦绣肠”,苏轼大加赞赏。这一轶事,反映了宋代蒙学学诗作对的水*。
明代蒙学分家塾(私立的),义学(地方宗族公立的)、社学(官办与公助结合的)三类。清代蒙学亦分三类:一类称教馆或坐馆,这是有钱人聘请教师在家教读子弟的蒙学;二类称家塾或私塾,这是教师私人在家教授生徒的蒙学;三类称义学或义塾,这是地方宗族设置的蒙学。
家学传授,是古代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卜筮之术与史学,是最古老的家学传授内容。后来,百工技艺,无专门传授之所,则以家传为主。经学昌盛之后,也成为家学的重要内容。历代经师,大多都受家学的影响。科学、文学、艺术,在古代也常通过家学传授相承、发展。
总之,经师讲学、蒙养教学、家学传授,这是我国古代私学的主要形式。
拓展:官学特点
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
浅析*音乐发展史
*音乐史是*音乐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对*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小编带大家学*一下*的音乐发展史。
【一】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
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二】夏、商时期
*音乐史图册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
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打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三】西周、东周时期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
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四】秦、汉时期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
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均律的效果。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十二*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六】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
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代。
【七】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 并且把字调分为阴*、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八】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 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的京剧。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九】*现代时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西洋音乐的传入*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又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 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品。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王光祈作为*第一代音乐学家,在*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
【十】**代音乐/*音乐史
一、西洋音乐的传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1、西洋音乐的传入
16世纪左右,经过“文艺复兴”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有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大资产阶级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加速其原始积累,对外则大肆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利用宗教作为对外侵略的工具。早期的天主教士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的西方学术,用以达到借西方文明来接**进行宗教宣传的目的。
明万历年间(1573——1619),意大利耶稣教传教士利玛窦( Matthi-ouRicci)来*传教,在他献给万历年皇帝朱翊钧的礼品中,有“西洋雅琴”一架。“西洋雅琴”又称“铁弦琴”,72弦。据记载:“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木柜)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乎外,鼓(按击)其端而自应”(《续文献通考》 卷110)。
古钢琴图册这实际就是欧洲的“古钢琴”。所谓“柱”实指钢琴上的“键”,按一“柱”(键),发一音。利玛窦传进来不仅仅是古钢琴,与此同时,他还把欧洲的宗教歌曲翻译演唱,就是这样,欧洲*代音乐从此便敲开了*的门户。到清代,欧洲的乐谱和教堂里的管风琴也随着宗教的传播来到*。康熙皇帝敕撰的巨编乐书《律吕正义》的续编《协韵度曲》中就有耶稣教会的教士徐日升(TOMEPEREYRA)和德礼格(THEODORICO Pedrini)BA)传入的欧洲乐谱和乐理知识的记载;清代文人赵翼(1727—1814)的一首关于管风琴的演奏的记载也能说明外国音乐传入的情况。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末、清初,*对西方传教士传教持欢迎态度,其目的是利用西洋天文、历算等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但到清“雍正”以后,清*采取了排外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西洋音乐的真正传入,则是第一次“*战争”以后的事情。
“*战争”使*的门户被强行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进行侵略的进程,基督教的传入已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不仅如此,欧洲侨民也纷纷移居*,各地教会学校不断兴办,从客观上起到了强制性地传播西洋音乐作用。
在宗教的传播中,吟唱赞美诗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因此教会的赞美诗和欧洲资产阶级在社交活动中和音乐小品包括一些初级钢琴的作品随之传入*。
在乐谱方面,主要有不同时期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编印出版的各种宗教“圣诗谱”。如1872年基督教传教士狄就列(中译名)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圣诗谱》,书中载有三百六十多首使用五线谱记谱的宗教赞美诗,并附有讲解西方乐理的乐法启蒙。为传教方便,所载曲调都是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刊印出版了《小诗谱》,为了方便宗教在*的传播,书中采用了*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作为练*曲。这些传教士传播西洋音乐虽然对*人民起到了一定的麻醉作用,但也从客观上对*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欧洲乐器和器乐作品的大量传入是在20世纪前后,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用西洋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如1881年在上海的英、美租界,由外国人创办了“上海公共管乐队”(即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前身),至1883年改为管弦乐队,其队员完全是从外籍人员中聘用;其后不久,在北京的清廷海关总署名下也成立了一个管乐队,其队员则主要招收*年轻的队员并经过培训而成。这两个乐队的指挥全是外籍指挥。上海公共管乐队后来发展成一支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的交响乐队,而北京清廷的管乐队则因为其创办人罗伯特.赫德(SIR.RO-BERT HART)的告老还乡而解散。除此而外,首先被采用的是欧洲铜管乐队。1899年*曾根据聘用的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组织了一个军乐队,用西洋的铜管乐器换掉了原来的“长号筒”。1903年*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军乐学校,共办了3期,每期80人,同时还专有一个“旗人”队,约50人。他还派人去德国专门学*音乐,成立过一个20多人的西洋铜管乐队。此后,在中、小学校中,业余军乐活动便逐渐开展起来。
本世纪初,簧风琴开始在*的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出现了专供*人学*使用的风琴教科书。如1911年由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辛汉翻译的《风琴教科书》;1919年索树白编辑的《风琴教科书》。这两本教科书都论述了风琴的种类、构造、演奏方法,并附有由浅入深的练*曲和应用乐曲,以便于学*者练*和演奏。此后还有人用线谱和简谱收集和整理了*的京剧及民间乐曲谱,使其适用于风琴的演奏。当时的中小学音乐中多使用风琴进行教学,一些中上层有产阶级在家庭和社交活动中也用它做为娱乐乐器,用风琴弹奏民间乐曲和戏曲唱腔也成为时尚。
这一时期,钢琴也开始在*流行,并在一些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的教学中使用,并出现了像《进行曲》(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这样的钢琴谱,这是*最早出版的钢琴曲谱,琴谱*收录了乐曲六十多首,所选择的乐曲题材相当广泛,其中有意大利、德国著名歌剧选曲;有表现儿童生活的乐曲和描写各国风貌的乐曲等;甚至连歌颂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等流行于各国著名的乐曲也包括在其中。
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蓬勃兴起,学校教育中也开始注意了对中西音乐的学*。如1900年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开办就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1903年,清朝*对在刚刚兴起的“新式学堂”中设置“乐歌”一课予以认可,1906年清*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正式把音乐列入了“随意科”。1908年由曾志忞等人开办的“上海贫儿院 ”在读书之余,还开设了西洋乐器的课程,并组织了一个由40人的管弦乐队。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实施细则》中规定了中学开设“乐歌”一课,每周一学时,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把音乐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中学校令实施细则》同时也把“乐歌”课列为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正式课程。《中学校令实施细则》的颁布,标志着*的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体制到这时已初步确立。
随着西洋音乐的传入,作为音乐传播媒介的手摇腊筒唱机也传入*。这一时期,法国“百代公司”在*大量经营盘形唱片,录制过许多京戏、大鼓等戏曲、说唱音乐等片断,现存的一些早期京剧和曲艺演员的唱段就是法国“百代公司”的唱片给保存下来的。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音乐社团,如1914年前后,曾志忞等人曾在北京创办“中西音乐会”;1916年,“北京大学音乐团”(191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会长蔡元培,会员共有三十多人。“北大音乐研究会”于1920年在北大创刊《音乐杂志》,这是*最早出版的音乐杂志,它为“五·四”以后新式音乐社团期刊的大量出现和发行提供了先例。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由*人或外国人举办的“音乐会”,*的音乐家也开始学*欧洲的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的尝试。
*代西洋音乐的传入对*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向*介绍了西洋音乐的理论、体裁,扩大了*人民的音乐视野,*的音乐家学*和运用了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在发掘整理*丰富民间音乐宝藏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许多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的优秀作品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来,从客观上为新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2、“学堂乐歌”的兴起
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的瓜分日益加剧。中日“甲午战争”惨痛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促使了*知识分子觉醒。他们提出了“抵御外侮”、“进行改革”、“救亡图存”、“力图自强”等口号。“戊戍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极力鼓吹音乐对鼓舞士气以及进行启蒙教育的重大作用,并积极提倡设立唱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当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学*西方科学文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各地建立了很多“新式学堂”。一部分留学生把日本以及欧洲、美国的流行歌曲曲调,填上新词,编成大批新歌曲在国内各“新式学堂”中教唱,这种形式被人们称之为“乐歌课”。西洋音乐的各种演唱形式,如“进行曲”、“少年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等由此时传进**,独唱、重唱、齐唱和简单的合唱也为*人民所熟悉和掌握。不仅如此,在国内及日本,唱歌书也陆续得到刊行。“学堂乐歌”是后来音乐界对这些在“新式学堂”中所设音乐课及所唱歌曲的称呼。
二、京剧的发展
京剧图册公元1851年爆发了“太*天国运动”,经过十几年的斗争,由于满清*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共同镇压和其内部矛盾而宣告失败,使得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得到了暂时安定和繁荣。因为连年战乱,南方各省的戏曲活动受到影响而无法开展,各地的戏曲艺人陆续汇集到北京。这就使得“京剧”在这一时期有机会和可能广泛地学*和吸收各地方剧种的精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普通话发展史
“普通话”这个概念,最早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他在190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他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称之为“蓝青官话”。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在历史长河中看看普通话的发展史。
周朝
据传官方语言以周天子所在地为准,是周朝的统治者和各地诸侯所共用之语言,为周音,称雅言。各诸侯国交往的需要也促进了雅言的形成发展,有了音和韵,“声成文谓之音,声音相和谓之韵”。《论语》『述而第七』中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雅言应用之广。
秦始皇统一六国,便以秦音为标准。
周秦汉之发音,称上古音。魏晋到宋为中古音。元以后是*古音。
汉代(洛阳雅言)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秦汉开始,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南方。
晋代(洛阳话、建康话)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都按照其首都的方言为标准音。北方朝代建都各有不同,但是传统上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建都在建康(今南京),所以建康话为标准音。西晋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他们逐渐开始和汉族交流生活,因此他们的口音也渐渐影响到了*北方地区:比如西晋后的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洛阳话已经有很大差别。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主要是当时的吴语)融合形成的。相对而言,建康话的变化比较小,汉族知识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
隋代(切韵音——洛阳南京综合音系)
隋朝统一*定都长安。由于当时*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切韵》音系为参考洛阳话和建康话为主。除了官韵外,在当时南方,经济中心城市扬州的方言——吴语也悄悄地流行开来。扬州话是普遍认为的第一个以城市经济文化优势,自发形成的通用语。另外,吴语也是日语吴音的来源。
唐代(唐韵音——洛阳南京综合音系)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而唐代政治中心长安的方言并没有很高的地位。甚至据说当地皇帝因为说长安方言而被谏臣指为不标准。但是,长安话仍然比较流行。长安话是日语汉音的来源。
宋代(广韵音——洛阳南京综合音系)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后来由于《广韵》和当时的语音差别很大,南宋时代的刘渊又著《*水韵》。遗憾的是,《*水韵》的影响力未及《广韵》。
元代(大都话)
*元朝以首都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作为标准音。这样,《广韵》标准音地位丧失了。并且,*北方的方言有朝着大都话靠拢的趋势。也有人表示,元代的标准音是蒙古式汉语,丢失了很多传统汉语的特征。
明代(南京话)
元代将*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明太祖继位第二年,以唐宋制度作为模范,恢复了科举制度,并立了儒学。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但是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明太祖误以为宋代的《广韵》是出于江浙一带。于是即位第八年,朱元璋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当时的南京话,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因此,南京话也是官话的代表之一。可惜的是,《洪武正韵》并未推广开来。
清朝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
在南方,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方言也逐渐流行开来,并且以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一种流行的语言。比较流行的时明代全国通用语南京话和地方通用语吴语。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当时越剧、昆曲、评弹都以吴语文读为基础。除了江南地区以外,岭南地区的粤语也因为当地经济发展逐渐流行。有人指出,粤语实际上是唐宋北方徙民影响当地更早期北方徙民的汉语而形成的,也是公认比较接*宋朝标准音《广韵》的方言之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在清末,北京话的地位从官话提升到了国语,作为了全民通用语。民国时期(国音、北京音)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的经济、文化,在*也开始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国音的制定之争:综合音还是京音为主
1912年(民国元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京国之争:京音为主还是仅京音为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共和国时期(普通话——北京音)
*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新*建立,*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的文化教育,推广民族共同语是非常必要的,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等,而民国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三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1、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方言的存在给交际带来不便,产生隔阂,为了克服方言给交际带来的隔阂,就要有沟通各种方言的共同语存在。
2、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推广了国家的通用语言。当新*成立时,*的民族语言实际上是汉族的共同语言,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言。
3、为了强调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家庭,并强调我们各国人民在语言和语言上的*等。我们在1950年代进行了广泛研究,决定不使用民族语言一词。经过研究,终于决定叫普通话。
4、普通话这个词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它在19世纪末被引入文学。普通话一词最初的意思是说不同方言的人一般都能听懂这个词,特别是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说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普通话交流。
5、我们引入了这个概念,把它的内容科学化,更明确。从人民*成立至今,我们一直称之为“普通话”。
关于摄影的发展史
摄影是指使用某种专门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一般我们使用机械照相机或者数码照相机进行摄影。有时摄影也会被称为照相,也就是通过物体所发射或反射的光线使感光介质曝光的过程。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摄影的发展史,一起来看看吧。
一、摄影术的诞生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古代的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墨翟(前468-前376)就发现了小孔成像的现象,并成功地解释了光的直线传播。
直到16世纪的后半页,欧洲人在墙壁上打孔并装上凸透镜,从另一侧的墙壁上观看室外的彩色图像。称为“暗室”。
17世纪初,装有凸透镜的小型“暗箱”开始出现,用来作为绘画的工具。但300多年来始终没有办法把画面固定下来。
19世纪初,英国人韦奇五德用皮子作画“阳光画”最终失败了。
世界摄影史上的第一张照片是1826年由法国人尼普斯拍摄的《鸽子棚》。
现代公认的摄影术的诞生是在1839年。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
二、摄影术的发展
1、卡罗式摄影术;
2、玻璃的使用;
3、火棉胶的发明;
4、从湿板到干板;
5、从干板到胶卷;
6、柯达公司的诞生。
三、从黑白到彩色
黑白胶卷:1981年:ISO20°;20世纪20年代: ISO30°;20世纪40年代: ISO100°; 20世纪50年代: ISO400°;20世纪60年代: ISO3200°; 1936年,柯达公司推出了第一卷彩色反转片胶卷(Kodakchrome); 1937年,爱克发公司柯达公司推出了第一卷彩色负片胶卷(Agfacolor)。
四、四大胶片公司
柯达公司:美国,1888年;爱克发公司:德国,1873年;
依尔福公司:英国,1879年;富士公司:日本,20世纪初。
五、照相机的发展
19世纪初,装有45°反光镜的“暗箱”;
1839年以后,去掉反光镜的“暗箱”成为照相机;
1860年,带有皮箱的照相机出现(黑布蒙头);
1905年,柯达公司生产出使用胶卷的照相机;
1923年,徕卡公司生产出第一台使用135胶卷的小型*视取景照相机;
1940年以后,单镜头反光相机开始出现;
1870年,“傻瓜”照相机开始出现;
1990年以后,数码相机出现。
六、我国照相机的发展
1958年,上海照相机厂成立,开始生产“海鸥”牌照相机;
1965年,江西光学仪器厂成立,生产的照相机也叫“海鸥”,后更名为“凤凰”。
第二节:摄影的门类
摄影可分为六大类:
1、新闻摄影;
2、艺术摄影;
3、纪实摄影;
4、广告摄影;
5、科技摄影;
6、应用摄影。
一、新闻摄影
用于新闻报道的摄影: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政治、经济、军事、体育、工农业等。
二、艺术摄影
以艺术表现形式为主要目的的摄影:风光、人像、静物、体育、花卉等。
三、纪实摄影
以纪实的手法表现的摄影形式:记录社会现实,风土人情,世间百态,生活风貌;歌颂美好事物,针砭社会时弊。
四、广告摄影
以宣传产品为商业目的的摄影形式:汽车、房地产、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服装、化妆品等。
五、科技摄影
科学技术领域内的各种摄影形式:天文、气象、航空、航天、卫星、海洋、生物、水下、显微、红外、遥感、勘探、测绘、医疗、水文、地质、地貌、激光全息等。
太极拳的发展历史
太极拳是东方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武苑的古老奇葩。明末清初,陈家沟的陈王廷经过潜心研究,创编了太极拳。以后世代相传,三百多年来,已由陈氏一家的独得之秘,衍变成了广播海内外的陈式、杨式、和式、武式、忽雷、腾 ...今天小编带您了解太极拳的发展与历史,欢迎阅读。
太极拳是我国的一种拳术。创始于清初。乾隆年间,山西民间武术家王宗岳用《周子全书》中阐发《易经》的太极阴阳论来解释拳理,写了《太极拳论》,太极拳这名称才确定下来。
清末和辛亥革命后一个时期,对太极拳的起源有许多传说和附会,众说不一。据*武术史学家唐豪等考证:太极拳最早传*于河南省温县陈家沟陈氏家族中。陈氏太极拳综合吸收了明代名家拳法,特别是戚继光的三十二势长拳而编成的。同时又结合了古代导引、吐纳术,运用了*古代的阴阳学说和中医经络理论。太极在其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流派,主要有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五派。各式尽管形式、风格各具特色,但基本要领相同。太极拳要求静心用意,呼吸自然;中正安舒,柔和缓慢;动作弧形,圆活完整;连贯协调,虚实分明;轻灵沉着,刚柔相济。
打太极拳要求松静自然,这可以使大脑皮层一部分进入保护性抑制状态而得到休息。同时,打拳可以活跃情绪,对大脑起调节作用,而且越是熟练,越要“先在心,后在身”,专心引导动作。这样长期坚持,会使大脑功能得到恢复和改善,清除由神经系统紊乱引起的各种慢性病。太极拳要求“气沉丹田”,有意地运用腹式呼吸,加大呼吸深度,因而有利于改善呼吸机能和血液循环。通过轻松柔和的运动,可以使体弱年老的人经络畅舒,新陈代谢旺盛,体质、机能得到增强。太极拳多年来能在国内外逐渐得到推广,就是因为它具有防病治病的功用,对神经衰弱、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气管炎、溃疡病等多种慢性病都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因此,人称太极拳为健身佳术。
太极拳在技法上别具一格,特点鲜明。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避实就虚,借力发力。这不仅可以使人们的反应灵敏,加强力量、速度等身体素质而且在攻防格斗中也有十分重要的实战价值。
太极拳是东方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武苑的古老奇葩。明末清初,陈家沟的陈王廷经过潜心研究,创编了太极拳。以后世代相传,三百多年来,已由陈氏一家的独得之秘,衍变成了广播海内外的陈式、杨式、和式、武式、忽雷、腾挪、忽灵、李式、吴式、孙式等十大太极拳流派。
太极拳是集技击、强体、健身、益智和修性为一体的独特的运动方式,蕴藏着东方哲学的深刻内涵。它将阴阳、动静、正反、有无、形神等对立统一的哲理和宗教、哲学、伦理、武学、医学、艺术等精神资源融入武术之中,以符合人体运动规律的演练形式强体健身。
太极拳发源于河南省温县陈家沟。温县位于豫北*原西部,南临黄河,北依太行,总面积462*方公里,辖10个乡镇,262个行政村,总人口44.6万。陈家沟位于河南省温县城东5公里处的清风岭中段,原名常阳村。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于元至正27年(1367年)派兵北伐,强渡黄河。元明双方军队在黄河北岸怀庆府属地长期交战。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致使怀庆府方圆数百里人烟几绝,造成了万顷良田荒芜。
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下令以山西布政使司洪洞县为中心向怀庆府属地移民。祖籍山西布政使司泽州东土河村的青年陈卜,时因家乡连年遭灾,逃荒到洪洞,与家人一起被裹入移民队全带入怀庆府境内,在温县城东北10公里处落了脚,将此村取名陈卜庄。
明洪武七年(1374年),因陈卜庄地势低洼,常受涝灾,陈卜合家迁往常阳村。此村位于陈卜庄东南的古清风岭上,南临黄河,北负一岭,旱涝保收,因其西有柿沟,东有赵沟,北有正北沟,三面环沟,随着陈氏家族人丁繁衍,常阳村易名为陈家沟。
陈氏始祖陈卜全家定居清风岭上的常阳村后,勤劳耕作,兴家立业,为了保卫桑梓不受地方匪盗危害,精通拳械的陈卜在村中设立武学社,传授子孙*拳练武,开陈氏世代*拳舞械之风。陈卜及其后代六世同居,计有二世陈纲、三世陈琳、四世陈景元、五世陈堂、六世陈宗儒等人。到七世陈思贵兄弟时开始分家立业。陈思贵传于八世陈抚民,陈抚民传于第九世陈奏乾与陈奏庭二人。
陈奏庭即陈王廷,出生于明万历28年(1600年),自幼受中原文化熏陶,擅长拳法,文武兼备,青年时披坚执锐,在河南、山东、山西一带走镖征战,负有盛名。明朝覆灭后的一段时期,时局动荡、政治荒芜。面对冷酷的现实,陈王廷万念俱灰,报国无门,郁郁而不得志。晚年,他隐居乡里,以《黄庭经》为伴,潜心收集、研究民间武术。在家传拳术的基础上,陈王廷将众家武术之长融汇合成,加上自己*生*武所悟,创编了一种全新的武术套路。
陈王廷创编的武术体系,理根太极,秉承*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阴阳生克之理,汲取诸家武术之长,融中医经络学与道家导引吐纳术为一体。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化、变幻莫测、威力无比的武术拳种就是“太极拳”。
太极拳的产生和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诞生、成熟、繁衍和普及四个时期。
诞生期为明末清初。陈家沟陈氏第九世陈王廷(字奏庭,1600~1680),他依据太极阴阳之理,吸取诸家武术之长,融中医经络学与道家导引吐纳术为一体,创编出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保卫桑梓的太极拳。
成熟期为清代中期。太极拳经过百余年传承,到了陈氏十四世陈长兴(字云亭,1771~1853)和陈有本(字道生,1780~1858)时,二人由博归约,分别创编出太极拳大架一路、二路和太极拳小架一路、二路。陈长兴从理论上对太极拳进行总结,著有《太极拳十大要论》、《太极拳用武要言》、《太极拳战斗篇》等。
繁衍期为清代中后期至民国。陈长兴首传外姓弟子河北永年人杨露禅(名福魁,1799~1872),杨露禅学成回乡后到北京传拳,逐渐衍变创编出杨式太极拳;陈氏第十五世陈清*(一作青萍,1795~1868)传拳于温县赵堡镇人和兆元(1810~1890)、河北永年人武禹襄(名河清,1825~1893)、温县陈新庄人李景炎(又名李对,1825~1898)、温县南张羌村人李作智(字镜心,1844~1914)和温县北冷村人王赐信(1815~1890),后五人分别创编出和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忽雷太极拳、腾挪太极拳、忽灵太极拳;清末,满族人全佑(字公甫,1834~1902)师从杨家学杨式太极拳后,传子吴鉴泉(从汉姓,1870~1942),创编出吴式太极拳;河北武清(今天津武清区)人李瑞东(名树勋,1851~1917)师从王兰亭(名永泰,约1829~1893)学杨式太极拳后,创编出李式太极拳;民国初期,河北完县(今望都县)人孙禄堂(名福全,1860~1933),师从郝为真(名和,1849~1920)学武式太极拳后,创编出孙式太极拳;20世纪30年代,陈家沟陈氏十七世陈发科(字福生,1887~1957),在祖传拳械套路的基础上,创编出陈式太极拳新架一路、二路。
普及期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陈家沟太极拳传人,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各种太极拳赛事,连创佳绩。20世纪80年代至今,温县拳师在国内和海外传拳授艺和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使太极拳在国内外广为传播。
太极拳基本内容有太极拳理论、太极拳套路、太极拳器械套路、太极拳推手法、太极拳辅助训练法。
太极拳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符号象征,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太极拳的创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继承和保护太极拳,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增强社会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太极拳的起源
河洛文化
黄河,是*第二大河,世界第五大长河。在*历史上,黄河及沿岸流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汉族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被称为“母亲河”。
洛河,在*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首先,是“河图洛书”,它与古文字紧密连系在一起,把洪荒蒙昧的社会,推向了文明的阶梯。
河洛汇流,是一种自然现象。洛河水清,黄河水浊,两河交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清浊分明、相互交融变化的旋涡。
相传这里是河出图、洛出书和伏羲悟太极、画八卦的地方。《易传·系辞》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看到河洛交汇现象,依据“河图”、“洛书”信息,触发灵感,从而创造出了《易经》,产生了太极文化。所以,自古人称“天下太极出河洛”。
自古以来,河洛汇流处无时无刻不流淌着太极文化之血,联系着河洛文化之脉,缔结着中原文化之根,蕴含着中华文化之魂。她是*的文化丹田!据史载:黄帝、帝尧、夏禹、商汤等帝王登基时,都在此沉璧祭天。
温县,正处于河洛汇流处,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区。
温县是人类活动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境内遗存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数十处。夏代,温地称温国;商十四代王祖乙迁都温地邢而中兴;周初大司寇苏忿生封苏国,以温为苏封十二邑之首。《盐铁论》记载显示:战国至秦汉之际,温县已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温县地灵人杰。它地理位置优越,南有邙山、黄河为天然屏障,北依太行天堑,是连接晋、冀、鲁、豫的交通要道。焦作黄河公路大桥与连霍高速公路相连,焦温高速南北贯通,其他公路四通八达,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穿境而过,距离郑州、洛阳、焦作三市分别在40-60公里之间,南滨黄河,北临沁水,东连武陟县,西接孟州市,西北与沁阳市接壤,属黄、沁河冲积*原。
温县是夏禹指定继承人覃伯益的家乡,是春秋时期孔子门下十哲之一卜子夏故里,从这里走出了司马懿、郭熙等许多历史名人。
温县物华天宝。它的总面积为462*方公里,辖10个乡镇,262个行政村,总人口44.6万。温县处于北纬34°52'-35°02',东经112°51'-113°13',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土地肥沃,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年*均温度14.3°C,年降水量达552.4毫米,无霜期为241天。温县南部为黄河滩区,北部为低缓的丘陵*原。温县农业发达,盛产小麦、玉米,是四大怀药(怀山药、怀地黄、怀菊花、怀牛膝)的原产地。
武术之乡
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位于温县城东六公里的清风岭中段。村南隔黄河相望有虎牢关、伏羲台、河洛汇流处等。距陈家沟西北不远处有道教圣地阳落山“二仙庙”,西南一百公里处有少林寺,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与儒教文化都在这里汇集,形成了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厚重的中原文化。
明朝初年,陈家沟陈氏始祖陈卜从山西移民到此,便带有家传武术。这里沟壑交错、兵匪出没,经常骚扰百姓,为了保卫桑梓,村里成立了武学社,陈家沟人*武成风。这里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对陈王廷创编陈氏太极拳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王廷(字奏庭,1600~1680),陈家沟陈氏第九代人,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明武庠生,清文庠生。其祖陈思贵,任陕西狄道县典史;其父陈抚民,曾任征士郎,均好拳*武。
陈王廷自幼勤奋好学,昼练武,夜*文,不但深得家学真传,出类拔萃,而且熟读诸子百家,学识渊博,文武兼备,精于拳械,功夫深厚,有超人的轻功绝技。年轻时走镖山东一带,扫荡群匪,匪寇闻“名”丧胆。晚年,陈王廷隐居乡里,以《黄庭经》为伴,潜心研究易学,收集整理民间武术。他理根太极,秉承*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阴阳生克之理,在家传拳术的基础上,将众家武术之长融汇合成,加上自己*生*武所悟,融中医经络学与道家导引吐纳术为一体,创编了一种刚柔相济、阴阳互化、变幻莫测、威力无比的武术拳种——“太极拳”。
陈王廷所传授下来的有五路拳、五路捶、108式长拳,双人推手和刀、枪、剑、棍、锏、双人粘枪等器械。其中双人推手和双人粘枪,更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特风格。
步入赵堡镇,就犹如步入了太极文化的圣地。这里有令人敬仰的太极拳历代宗师纪念馆,有响誉国内外的*太极拳博物馆。
1982年,因为太极拳的影响,*确定温县为“甲级对外开放县”;1992年11月,国家体委命名温县为第一批全国“武术之乡”;2006年5月20日,*公布太极拳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6月2日,*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温县为“*太极拳发源地”,并在温县建立“*太极拳文化研究基地”;2007年7月31日,*武术协会命名温县为“*武术太极拳发源地”;2008年8月20日,**启动太极拳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工作;2010年4月,温县被世界华人华侨社团、中华文化促进会、国际休闲经济促进会联合授予“*十大文化休闲旅游县”荣誉称号;2011年9月,温县与河南登封、河北沧州一起,被评为“最受全球网民关注的*武术之乡”,且名列榜首。
流派纷呈
发源于河南省温县陈家沟的太极拳,是东方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武苑的古老奇葩,明末清初,由陈王廷潜心研究创编。之后,太极拳先在陈家沟陈氏家族经历了百余年传承,到了陈氏十四世陈长兴(字云亭,1771~1853)和陈有本(字道生,1780~1858)时,二人由博归约,分别创编出太极拳大架一路、二路和太极拳小架一路、二路。陈长兴从理论上对太极拳进行总结,著有《太极拳十大要论》、《太极拳用武要言》、《太极拳战斗篇》等。
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太极拳开始对外繁衍传播。陈长兴首传外姓弟子河北永年人杨露禅(名福魁,1799~1872),杨露禅学成回乡后到北京传拳,逐渐衍变创编出杨式太极拳;陈氏第十五世陈清*(一作青萍,1795~1868)传拳于温县赵堡镇人和兆元(1810~1890)、河北永年人武禹襄(名河清,1825~1893)、温县陈新庄人李景炎(又名李对,1825~1898)、温县南张羌村人李作智(字镜心,1844~1914)和温县北冷村人王赐信(1815~1890),后五人分别创编出和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太极拳忽雷架、太极拳腾挪架、太极拳忽灵架;清末,满族人全佑(字公甫,1834~1902)师从杨家学杨式太极拳后,传子吴鉴泉(从汉姓,1870~1942),创编出吴式太极拳;河北武清(今天津武清区)人李瑞东(名树勋,1851~1917)师从王兰亭(名永泰,约1829~1893)学杨式太极拳后,创编出李式太极拳。
民国初期,河北完县(今顺*县)人孙禄堂(名福全,1860~1933),师从郝为真(名和,1849~1920)学武式太极拳后,创编出孙式太极拳;20世纪50年代,陈家沟陈氏十七世陈发科(字福生,1887~1957),在祖传拳械套路的基础上,创编出陈式太极拳新架一路、二路。
三百多年后,太极拳已由陈氏一家的独得之秘,衍变成了广播海内外的陈式、杨式、武式、吴式、孙式、和式等诸多太极拳流派。
太极拳发源地温县流传的有陈式太极拳、和式太极拳、太极拳忽雷架、太极拳腾挪架、太极拳忽灵架,河北省永年县流传的有杨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北京市流传的有吴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天津市武清区流传有李式太极拳。
太极始于无极,分两仪。由两仪分三才,由三才显四象,演变八卦。依据“易经”阴阳之理、中医经络学、导引、吐纳综合地创造一套有阴阳性质、符合人体结构、大自然运转规律的一种拳术,古人称为“太极”。
太极拳的总体特点
太极拳在技击上别具一格,特点鲜明。它要求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避实就虚,借力发力,主张一切从客观出发,随人则活,由己则滞。“彼未动,己先动”,“后发先至”,将对手引进,使其失重落空,或者分散转移对方力量,乘虚而入,全力还击。太极拳的这种技击原则,体现在推手训练和套路动作要领中,不仅可以训练人的反应能力、力量和速度等身体素质,而且在攻防格斗训练中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京剧的历史起源与发展
京剧,曾称*剧,是*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国粹,*戏曲三鼎甲“榜首”。下面是京剧的起源与发展,欢迎阅读了解。
孕育期
徽秦合流
清初,京城戏曲舞台上盛行昆曲与京腔(弋阳腔)。乾隆中叶后,昆曲渐而衰落,京腔兴盛取代昆曲一统京城舞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艺人魏长生由川进京。魏氏搭双庆班演出秦腔《滚楼》、《背娃进府》等剧。魏长生扮相俊美,嗓音甜润,唱腔委婉,做工细腻,一出《滚楼》即轰动京城。双庆班也因此被誉为“京都第一”。自此,京腔开始衰微,京腔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余庆班、裕庆班、萃庆班、保和班也无人过问,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长生的表演有伤风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将魏长生逐出京城。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继三庆班落脚京城后(班址位于韩家台胡同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春台、和春、三和、嵩祝、金钰、大景和等班,亦在大栅栏地区落脚演出。其中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家名声最盛,故有“四大徽班”之称。
春台班进京时间,按汉调名家米应先于乾隆末年,在京曾担任春台班台柱时始,证明该班进京时间早于四喜和和春。春台班位于百顺胡同。
四喜班于嘉庆初来京。徽戏、昆曲兼演、尤以昆曲为著,故有“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之语。该班位于陕西巷内。
和春班于嘉庆八年(1804年)于李铁拐斜街组建。该班以武戏见长。道光十三年(1853年)解散。
“四大徽班”的演出剧目,表演风格,各有其长,故时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之誉。“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调外,昆腔、吹腔、四*调、梆子腔亦用,可谓诸腔并奏。在表演艺术上广征博采吸取诸家剧种之长,融于徽戏之中。兼之演出阵容齐整,上演的剧目丰富,颇受京城观众欢迎。自魏长生被迫离京,秦腔不振,秦腔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过程中,徽班广泛取纳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剧本移植,为徽戏艺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徽汉合流
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黄、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继乾隆末年,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后,道光年初(1821年),先后又有著名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米应先以唱关羽戏著称,三庆班主程长庚的红净戏,皆由米应先所授。李六以《醉写吓蛮书》、《扫雪》见长;王洪贵则以《让成都》、《击鼓骂曹》而享名;小生龙德云善演《辕门射戟》、《黄鹤楼》等剧;余三胜噪音醇厚,唱腔优美,文武兼备,以演《定军山》、《四郎探母》、《当锏卖马》、《碰碑》等老生剧目著称。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将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溶于徽戏之中,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区语音特点,而易于京人接受。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为老生担任领班。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簧调再次交流。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形成期
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间(1840-1860),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京剧。其标志之一:曲调板式完备丰富,超越了徽、秦、汉三剧中的任何一种。唱腔由板腔体和曲牌体混合组成。声腔主要以二簧、西皮为主;之二,行当大体完备;之三,形成了一批京剧剧目;之四,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为京剧形成初期的代表,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即:“状元”张二奎、“榜眼”程长庚、“探花”余三胜。他们在演唱及表演风格上各俱特色,在创造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二簧上和京剧戏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语言特点的说白、字音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一代京剧演员中,尚有老生卢胜奎、薛印轩、张汝林、王九龄等;小生龙德云、徐小香;旦胡喜禄、罗巧福、梅巧玲;丑杨鸣玉、刘赶三;老旦郝兰田、谭志道;净朱麻子、任花脸等,他们为丰富各个行当的声腔及表演艺术,均有独特创造。后任“四喜班”班主的梅巧玲,勇于突破青衣、花旦的严格分工旧规,为旦角的演唱艺术开辟了一条新路。
《同光名伶十三绝》是京剧史上的一幅名伶彩色剧装写真画,由晚清民间画师沈蓉圃绘制。他参照了清代中叶画师贺世魁所绘《京腔十三绝》戏曲人物画的形式,挑选了清同治、光绪年间(1860至1890)京剧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员(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朱莲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用工笔重彩把他们扮演的剧中人物描绘出来,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此画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由进化社朱复昌在书肆收购,经缩小影印问世,并附编《同光名伶十三绝传》一册。
成熟期
1883年一1918年,京剧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为时称“老生后三杰”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谭鑫培承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各家艺术之长,又经创造发展,将京剧艺术推进到新的成熟境界。谭在艺术实践中广征博采,从昆曲、梆子、大鼓及京剧青衣、花脸、老旦各行中借鉴,融于演唱之中,创造出独具演唱艺术风格的“谭派”,形成了“无腔不学谭”的局面。二十年代后的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等,均在宗“谭派”的基础上发展为各自不同的艺术流派。汪桂芬,艺宗程长庚,演唱雄劲沉郁,悲壮激昂,腔调朴实无华,有“虎啸龙吟”的评道。他因“仿程可以乱真”,故有“长庚再世”之誉。孙菊仙,18岁时选中武秀才,善唱京剧,常入票房演唱,36岁后投师程长庚。他噪音洪亮,高低自如。念白不拘于湖广音和中州韵,多用京音、京字,听来亲切自然。表演大方逼真,接*生活。“老生后三杰”师承各有侧重,艺术风格各异,从全面权衡,谭鑫培文武昆乱不挡,艺术造诣及对京剧的发展,远远超过汪、孙。光绪年间,谭鑫培被称为“伶界大王”,在剧界地位,如当年之程长庚。
咸丰十年(1861年)京剧始入宫廷演出。当年五月初六起至月末,分由三庆班、四喜班、双奎班及外班(京剧班)演出。光绪九年(1883年),慈禧五旬寿日,挑选张淇林、杨隆寿、鲍福山、彩福禄、严福喜等18人入宫当差,不仅演唱,且当京剧教*,向太监们传授技艺。自此,清宫掌管演出事务的机构“升*署”,每年均选著名艺人进宫当差,结止宣统三年(1911年),计有谭鑫培、杨月楼、孙菊仙、陈德霖、王楞仙、杨小楼、余玉琴、朱文英、王瑶卿、龚云甫、穆凤山、钱金福等生、旦、净、丑的名家150余人曾入宫。由于慈禧嗜好京剧,加之京剧名家频繁在宫中献艺,声势日强。同期,位于大栅地区的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中和园、文明园等戏园、日日有京剧演出,形成了京剧一统的局面。京剧成熟期,除“老生后三杰”外,生行:许荫棠、贾洪林;武生:俞菊笙、杨隆寿;净行:何佳山、黄润甫、金秀山、裘桂仙、刘永春等;小生:王楞仙、德珺如、陆华云;旦行: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朱文英;丑行:王长林、张黑、罗百岁、萧长华、郭春山。这一时期,旦角的崛起,形成了旦角与生角并驾齐驱之势。武生俞菊笙,开创了武生自立门户挑梁第一人,他被后人称为“武生鼻祖”。上述名家,在继承中有创新发展,演唱技艺日臻成熟,将京剧推向新的高度。
鼎盛期
1917年以来,京剧优秀演员大量涌现,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由成熟期发展到鼎盛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
1927年,北京《顺天吋报》举办京剧旦角名伶评选。读者投票选举结果:梅兰芳以演《太真外传》,尚小云以演《摩登伽女》,程砚秋以演《红拂传》,荀慧生以演《丹青引》,荣获“四大名旦”。“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是京剧走向鼎盛的重要标志。他们创造出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形成了梅兰芳的端庄典雅,尚小云的俏丽刚健,程砚秋的深沉委婉,荀慧生的娇昵柔媚“四大流派”,开创了京剧舞台上以旦为主的格局。武生杨小楼在继俞菊笙、杨月楼之后,将京剧武生表演艺术发展到新高度,被誉为“国剧宗师”、“武生泰斗”。老生中的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马连良,20年代时称“四大须生”。同期的时慧宝、王凤卿、贯大元等也是生行中的优秀人才。30年代末、余、言、高先后退出舞台,马连良与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称之“四大须生”。女须生孟小冬,具有较高艺术造诣,颇有乃师余叔岩的艺术风范。
1936年秋,北京大、中学校爱好京剧者及广大观众给各报写信,倡议进行京剧童伶选举。时富连成社社长叶龙章与北*《立言报》社长金达志商妥,由该报发表通告,专门接待各界投票,逐日在报上发表投票数字,并约请“韵石社”几人来报社监督。规定投票日期为半月,到期查点票数中华戏曲学校和富连成社负责人及《实报》、《实事白话报》、《北京晚报》、《戏剧报》亦派人当场查验票数。选举结果,富连成社李世芳得票约万张,当选“童伶*”。生部冠军王金璐,亚军叶世长;旦角冠军毛世来,亚军宋德珠;净角冠军裘世戎,亚军赵德钰;丑角冠军詹世甫,亚军殷金振。选举结束后,于虎坊桥富连成社举行庆祝大会,并于当晚在鲜鱼口内华乐戏院举行加冕典礼,由李世芳,袁世海演出了《霸王别姬》。
童伶选举结束后,仍由《立言报》主持,选出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为“四小名旦”,“四小名旦”联抉于长安、新新两家戏院演出了《白蛇传》和《四五花洞》,以示祝贺。
流派纷呈,人才济济,是京剧鼎盛期的又一标志。这一时期除杨派(小楼),梅派(兰芳)、尚派(小云)、程派(砚秋)、荀派(慧生)外,旦角中还有筱派(翠花)及宋派(德珠)、张派(君秋);老生行中的余派(叔岩)、高派(庆奎)、言派(菊朋)、马派(连良)、奚派(啸伯)、杨派(宝森)、新谭派(富英);净行中的金派(少山)、侯派(喜瑞)、郝派(寿臣)以及50年代后产生的裘派(盛戎);小生行中的姜派(妙香)、叶派(盛兰);老旦行中的龚派(云甫)、李派(多奎);丑行中的.叶派(盛章)等。同期尚有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如生行中的王凤卿、孟小冬、时慧宝、王又宸、*春、谭小培、李万春、李少春、高盛麟等;旦行中的阎岚秋、徐碧云、朱琴心、赵桐珊、雪艳琴、新艳秋、章遏云、金少梅、碧云霞、琴雪芳、王玉蓉、言慧珠、童芷苓、梁小鸾、吴素秋、赵燕侠、杜*芳等;小生中的金仲仁、茹富兰、程继先;丑行中的郭春山、慈瑞泉、马富禄、张春华等。
2010年11月17日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表现手法
京剧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法:唱、念、做、打,也是京剧表演四项基本功。
唱指歌唱,念指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歌”,做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
戏曲演员从小就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训练,虽然有的演员擅长唱功(唱功老生),有的行当以做功(花旦)为主,有的以武打为主(武净)。但是要求每一个演员必须有过硬的唱、念、做、打四种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京剧的艺术特色。更好地表现和刻画戏中的各种人物形象。
京剧有唱,有舞,有对白,有武打,有各种象征性的动作,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艺术。
行当分类
京剧行当的划分,除依据人物的自然属性(性别、年龄)和社会属性(身份、职业)外,主要是按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分类。京剧班社旧有“七行七科”之说 :七行即生行、旦行(亦称占行)、净行、丑行、杂行、武行、流行。
京剧舞台上的一切都不是按照生活里的原貌出现的。京剧舞台上的角色也不是按照生活当中人的本来面貌出现的,而是根据所扮演角色的性别、性格、年龄、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等,在化妆、服装各方面加以若干艺术的夸张,这样就把舞台上的角色划分成为生、旦、净、丑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在京剧里的专门名词叫做“行当”。
生
除了花脸以及丑角以外的男性正面角色的统称,分老生(又分重唱的安工老生,重武的靠把老生)、武生(分长靠武生、短打武生并应工猴儿戏)、小生(分扇子生、雉尾生、穷生、武小生)。
旦
女性正面角色的统称,分青衣(正旦)、花旦、闺门旦、刀马旦、武旦、彩旦、老旦。
净
俗称花脸,大多是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上有些特异的男性人物,化妆用脸谱,音色洪亮,风格粗犷。“净”又分为以唱功为主的大花脸,分正净(重唱功,称铜锤、黑头)、架子花(重工架)、武二花、摔打花、油花(一称毛净)。
丑
扮演喜剧角色,因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分文丑(分方巾丑、袍带丑、老丑、荣衣丑,并兼演彩旦、婆子)、武丑(又称开口跳)等。各个行当都有一套表演程式,在唱念做打的技艺上各具特色。
唱腔分类
京剧主要分为“西皮”与“二黄”两大类。
常见剧目中,有《四郎探母》,杨延辉唱的“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就是老生的“西皮导板”,铁镜公主唱的“夫妻们打坐在皇宫院”就是青衣的“西皮导板”。西皮导板用来起头大量的唱段,比较常用。诸如此类的还有该剧中杨宗保唱的“杨宗保在马上传将令”是小生的西皮导板,《铡美案》中包拯唱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净行的西皮导板,《打龙袍》*太唱的“龙驹凤辇进皇城”则是老旦的西皮导板。西皮导板种类虽然繁多,可过门基本类似,只要听熟了过门就知道演员要开唱什么板式了。如果同一出戏中导板太多,琴师会多用不同的花过门伴奏,以免产生听觉疲劳。
闷帘导板与一般导板的唱法基本一致,但是在演员没有上场的情况下先在幕后唱的,如《逍遥津》中的刘协(汉献帝)在幕内有一大段唱“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就是闷帘导板,唱完后人物才出场。但这是二黄导板,不是西皮导板。
发音技巧
真嗓
亦名大嗓、本嗓。京剧演员发音方法之一。演唱时,气从丹田而出,通过喉腔共鸣,直接发出声来,称为真嗓。用真嗓发出的声音称真声。如丹田气经过喉腔时,演员将喉腔缩小,使之发出比真嗓较高的音调,则称为假嗓。真嗓与假嗓在行腔时衔接自然,不露痕迹,就能使音域宽广,高低音运转自如。京剧的生行(老生、武生、红生)、净行、丑行、老旦等行当,在演唱时均用真嗓。小生演唱用假嗓,但念白则用真假嗓结合。
假嗓
*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史
意思是事物从出生开始的一个进步变化的过程,是事物的不断更新。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史,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第一发展阶段:1917-1936年(上海时期)
从*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中间以其反封建的明月歌剧社为线索,先以儿童歌舞剧如《三蝴蝶》、《麻雀与小孩》歌舞表演《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开始,继而创作了*第一批家庭爱情歌曲,即流行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本期终止于明月歌剧社音乐团体的解散,众歌星大都进入电影界为止。
第二发展阶段:
前期:1937-1949年(上海时期)
本期从周璇进入电影界后,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所演唱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传遍全国。由她开创一代歌风影响整个*歌坛。
此期歌坛整个情况是没有歌舞表演团体表演。专门靠灌唱片和电台播音来演唱的歌星是少数,大多数歌星都以拍电影为主,演唱电影插曲的影歌双栖形式出现。本期到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为止。
后期:1950-1969年(香港时期)
本期从姚敏、姚莉兄妹为首,很多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开始。最初还是以影歌双栖为主,随时间推移,靠演唱和录制唱片的歌星比例有所增高。影片中不是由演员本人唱插曲,请专业歌星配唱的情况也多起来,但仍无明显有影响的歌舞团体表演。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语流行歌曲在香港渐趋衰落,粤语歌曲中兴,在歌坛上占据主导位置。主要代表人物是许冠杰。
第三发展阶段:1970-1981(台湾时期)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流行音乐逐步发展起来。取代了国语流行歌曲渐趋衰落的香港歌坛的位置。其标志是谢雷的《曼丽》红遍东南亚,奠定了台湾流行歌坛的领先地位。
之前,台湾歌坛所演唱的歌曲有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歌(包括闽南语歌曲);上海时期和香港时期的国语流行歌曲;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创作歌曲。后来逐步创作出处于上海时期流行歌曲与现代城市流行歌曲之间具有自己特点的时代曲。这种风格的歌曲,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渐趋衰落,而被新城市流行歌曲所取代。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曾出现过著名的校园民歌运动。由学生首先发起创作、演唱,影响深远,以至波及到香港及内地歌坛。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才汇入了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发展,为流行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
第四发展阶段:1982年以后(重心多元化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开始衰落,由于罗大佑一张《之乎者也》专辑,紧跟着苏芮一张《搭错车》专辑,改变了台湾歌坛的风格,奠定了新城市流行歌曲的基础。
本期歌曲风格远离了*原有的传统,受欧美影响更深,以台湾为首的华语流行音乐发展迅速。因为在此期间随科学不断发展,高科技手段应用到音乐制作中,加之商业化趋向更为明显,这都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出现华语流行歌曲在世界上遍地开花的景象。加上内地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政策,流行音乐也有所发展。这样其市场更加广阔,形成了重心多元化格局。
在此期间听众有明显的分化现象,流行音乐几乎成为年青人的专利,多数老年听众不能接受。这与上海时期的流行音乐同民间音乐、严肃音乐都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形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情况截然不同。
商业性的中文流行音乐是与留声机同步出现的,后者最早是由法国人Labansat带至上海*路的。百代是创建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最早的唱片公司之一。
20世纪2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被称为时代歌曲。它们被视作华语流行音乐的原型。从地域上说,上海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被视为“*流行音乐之父”的黎锦晖是该种音乐体裁的创始者。他创作于1920年代的作品《毛毛雨》被视为最早的中文流行音乐。
20世纪30、40年代,在上海,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涌现了出来,众多音乐人成长了起来。借助唱片、电影、歌舞、播音等传播媒介,在当时的*乃至远东地区掀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的歌曲传唱热潮。有专家认为那个年代的上海老歌已经彰显出一种现代性。
*时期最初的“七大歌星”奠定了华语流行音乐在亚洲社会中的地位。这些歌星在演唱中结合了*传统的小曲、日语流行音乐等的演唱技巧,其演唱风格与之前任何中文音乐均不尽相同。此时,处于襁褓之中的*电影工业正在成长,并网罗歌手担当电影演员或电影歌曲配唱工作。
由于其成功的歌唱和电影表演生涯,周璇被视为这一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华语流行音乐明星。这一代人见证了女歌手在舆论中从“歌女”一跃成为“明星”的历程。她们甜美的歌声也通过位于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传到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而唱片则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娱乐商品。该时代由于*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占领上海而遭到干扰,但最终仍延续至1940年代末期。
扩展资料
*流行音乐的发展,从奠基人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根据歌曲风格的变化和发展重心的转移,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二发展分阶段中间出现了重心的转移分为前后两期,加上*流行音乐发展史前的学堂乐歌,这样共有六个部分。
在流行音乐出现之前,只有在学校里学生演唱的学堂乐歌。先在学生中演唱,后来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可以说是没有出现流行歌曲之前的流行歌曲。主要词曲作家代表为李淑同(弘一法师)、赵元任和沈心工。
*音乐教育现况与发展前景论文
一、我国现阶段音乐教育发展的状况
(一)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与其在当下的遭遇
*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音乐文化资源。*可考的音乐史有8000多年,*传统音乐之广博和多样化,是世界上少有的。据不完全统计,*的戏曲剧种有394个,曲艺种类有400余个,民族民间器乐有600多种,其曲目多达*万首;*的民歌更是浩如烟海,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5000多首。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年来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强大的商业运作为后盾的流行音乐以及其它种种因素对民族音乐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给民族音乐保护与传承带来了阻力。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正在不断地消失,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二)庞大的音乐教育体系与其在传承民族音乐方面的乏力
*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教育体系,有*20万名音乐教师为2亿多大、中、小学生提供音乐教育,并由388所各类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培养着各类音乐教师。这些学校的音乐教育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代*音乐教育在体现文化多样性方面却不尽人意。根据实际调查,许多学生不熟悉、不了解自己的民族音乐,不喜欢传统的民族音乐,却热衷于西方的流行音乐。
二、形成我国音乐教育现状的原因
(一)历史的原因
回顾*现代音乐教育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从20世纪以来史称“西乐东进”的发展脉络:最初在“学堂乐歌”中传唱的曲调,大多是来自日本和欧美的歌曲;20年代以后则是接受了德奥音乐的教育模式和音乐基础理论,传统音乐文化作为封建专制的一部分受到批判;50年代借鉴苏联的专业音乐教育模式;80年代引进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和港台及欧美的流行音乐,也就是说,“欧洲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是*代以来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由于受到西方音乐的冲击和影响,其民族音乐文化观念未能在*学校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教材中得到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体现,在学校教育中推行民族音乐传承并非易事。
(二)现实的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影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手段以始料不及的速度发展,逐渐成为人们接收与获得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价值取向对广大青少年审美趣味的形成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目前*的青少年对美国大片、摇滚乐、流行歌曲、百老汇歌剧、电视片乃至各种期刊杂志、小说读物等等如数家珍,其影响可见一斑。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更使流行音乐文化一时间泛滥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使得流行音乐文化对青少年人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体制的原因
长期以来,*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主要以社会文艺团体、专业的民族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社团为主体,由*门(含各级文化馆站系统)来负责扶持;而学校音乐教育(包含高等师范教育)则主要以学堂乐歌以来的新音乐为主要内容,因此没能很好地利用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尤其没有很好地引进地方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再加上社会音乐生活中流行音乐对学生的巨大影响,都不能不认为是当下学生民族音乐文化观念淡漠、民族音乐口头文化遗产受到威胁的原因之一。
三、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反思与探索
(一)对20世纪以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反思
1.提出克服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呼吁学校教育重视民族音乐传承在展开*代中外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时,学者们发现找不到*自己的音乐教育体系,因为我们的音乐教育不是20—30年代传入*的“欧美式”,就是50年代传入*的“苏联式”,而没有*式的。种种现象使学者们发出“*在哪里”的世纪之问,提出要从文化的角度对当代*音乐教育进行审视,指出“要把握*音乐文化体验之核心,发扬传统,全力发展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
2.提出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包括*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价值观念,要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深入研究中,在与东西方诸民族及本土各民族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建立其理论体系;而“母语”体系的内涵将包括传统的、民间的、少数民族的、当代的以及民族审美心理历史积淀的等等。
3.提出让每个孩子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关注*民族音乐本身的多元化问题*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有着各自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因此,不同民族自身的音乐文化、相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传承,也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随着对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的深入思考,学者们愈加关注*音乐本身的多元特点以及多民族多地域特点。
(二)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探索民族音乐传承的实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民族音乐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就已经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实践、师资培训、课题研究等几个方面全面展开。
1.对教学大纲与教材的修订
为了让广大中小学生熟悉与了解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文件,规定音乐课教学内容中民族音乐所占的`比例与种类,为民族音乐在学校中的传承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2.身体力行的探索——教学实践的展开
随着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各式教材的编撰出版,全国各地很多音乐教师身体力行,展开了大量的教学实践探索。他们从学生最熟悉的本地或本民族音乐入手,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并尝试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取得较好的效果,为民族音乐的传承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古琴的历史发展
古琴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先秦时广为流行,汉魏六朝是古琴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琴的历史发展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一、古琴的历史
古琴是我国古老且富有民族特色的无码弹拨乐器。传说原始时代神农氏曾“削桐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初的琴,据说有五弦。后文王、武王各增一弦,琴在西周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它经常与瑟或加上鼓等乐器在祭祀时演奏,《诗经》中有“琴瑟友之”、“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就是指此而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琴家,在《吕氏春秋》里,第一次记述了伯牙鼓琴,钟子期解音的故事。春秋时著名的古琴家有师旷、师襄和师文等人。孔子不但会弹古琴,而且技艺娴熟,他教授的“六艺”中的乐,即有弹琴诵诗的内容。
曾候乙墓出土的十弦琴是最早的古琴实物,长67公分(后世琴长120公分左右),面板呈曲线状,琴头微上昂,腰部下凹,尾部上翘,下仅一足,其形象与传说中的华夏民族的图腾——夔龙相似;继十弦琴之后有马王堆出土的西汉七弦琴,该琴面板较*直,结构简单,音箱较小,面板与底板组成匣式结构,尾部为一实木,音量较小,共鸣效果也不太好,面板上没有音位的标志“徽”,演奏技巧侧重右手,表现性能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西汉中期到三国之际,随着相和歌的兴起及艺术性较高的相和大曲的盛行,琴开始与笛、笙、筝、琵琶等合奏,琴的形制有了重要的改进,此时的琴有七弦,面板完全*直,尾部实木部分已改为与主体相联的共鸣箱,音量扩大,左手可自由移动演奏滑音,面板外侧有十三个标志音位的小圆点“徽”,按纯律构成四个八度大三和弦的泛音列,因此,音域较宽,表现性能高。
汉以前,琴曲的传授全靠口传心授,到汉魏之交,创造了初期的文字谱《碣石调·幽兰》。汉魏六朝是我国琴曲创作的全盛时期,制作亦有相当的经验,此时的琴不仅是一种独奏乐器,而且是相和歌乐队中重要的伴奏乐器,在文人士官中大大流传,把琴作为必学的“六艺”之一,并创作了大量的琴曲。如《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古风操》等。
二、唐代以来古琴的发展
琴在唐代继续发展,唐初至“安史之乱”,琴家主要是整理旧曲,创作方面以董庭兰的《颐真》为代表;“安史之乱”到晚唐,是琴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中以陈康士的《离骚》最为突出。此时琴已传入日本,在日本宫廷中十分盛行,《幽兰》的乐谱——唐卷子本《碣石调·幽兰》谱至今仍在日本保存。唐琴体大、身圆、漆色富贵喜伏羲式,北京故宫珍藏着盛唐开元时期的“九霄环佩”琴。此琴形体饱满,上髹紫漆,间杂朱砂后补之色,声形俱佳,为传世之极品。
宋时琴大大发展,宋太宗本人就爱听古琴演奏,还将古琴的七弦增为九弦,并为之改旧曲,创新调。宋徽宗赵佶曾搜罗天下名琴藏于万琴堂,其中最为出色的莫过于雷威的杰作“春雷”。因此,宋文人大夫偏爱古琴音乐,琴乐在社会昌行一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均善琴,琴的演奏技艺大有提高,形成众多流派,如京师琴派、江西琴派、两浙琴派等。宋琴体扁身薄,黑色髹漆,多为连珠、仲尼式。
金章宗时非常珍重“春雷”,临终还用“春雷”殉葬。这张名琴被人掘出,由耶律楚材赠与当时著名琴师万松老人,流传于民间。
元琴外型基本仿照唐宋琴所斫,但出现了方额、深舌罗汉腿(护轸——琴轸右面垂下之物,又称凫掌),漆色出现了斑剥色(黑黄、黑红等隐杂色)。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对古琴艺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他收录唐宋之前艺术珍品40多首,主持撰辑了《神奇秘谱》,并于1425年刊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琴谱。明琴,线条流畅造型秀美,并出现了不少前代没有的琴式,其中最负盛名者是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斫琴家祝海鹤(字公望)所创的蕉叶琴,形态旖旎秀逸,蕉叶卷边优雅生动,音色圆润透净,为琴器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清末民初,古琴走向衰落,弹琴人渐少。
三、古琴的演奏形式
古琴有四种传统的演奏形式,即独奏、琴箫合奏、琴歌伴奏和参加“雅乐”合奏。
古琴是优良的独奏乐器,琴声古朴浑厚,数以千计的传统古琴曲,从流传至今的古曲《幽兰》、《高山流水》等曲可以看出,任何喜怒哀乐的感情或对大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古琴上都能表达无遗。且历史上的古琴总是和文人骚客联系在一起,表达高风亮节及怀才不遇的情感。
琴箫合奏在2000多年前汉代就已流行,从出土的雕塑和绘画中常见这种演奏形式。
琴歌伴奏是古琴音乐中的重要形式,在现存琴曲中有*一半是专为用琴伴奏而写的声乐曲,如《古怨》、《黄莺吟》、《苏武思君》、《胡笳十八拍》和《关山月》等,都富有深刻的感染力。
文人隐逸与古琴历史典故
*古代士人在生活中比较注重精神自由和文化品位的追求,但不少士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挤,或因对社会现实不满,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既不能实现政治报负又不甘心就此沉沦,自暴自弃,于是只好寻找生活中的乐趣,琴棋书画是最能代表士人特殊文化素质的生活方式,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在士人生活中抚琴听曲是美妙的精神享受,也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悠扬的琴声能把人带入神奇美好的意境,使得精神世界得到升华。桓谭在《新论》中说:“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宋代朱长文说,“天地之和,其先于乐。乐之趣,莫过于琴”。(《琴史》)琴成为士人身份的象征。
古琴最早创制于周代,据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其后关于古琴的创制者说法不一,其中有伏羲、神农、舜、炎帝等,虽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史料中的制琴者都是古之圣贤者。“古之圣王是以‘德’作为其人格生命的表征,但这并不意昧着圣王同时也是音乐家,换言之,这里也就显露出一个重要的契机,古琴应该不只是一种乐器,它的价值也不在于演奏,而是在于作为修身养性,进而教化天下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意义,而这也就是何以远古传说的创制者古代圣王被推为古琴的创制者的缘故”。
古琴音乐的确能够制造恬和的心境,它的声音“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灌灭而不闻,*和、中正、舒适、悠闲,合于中和之道”,所以“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桓潭《新论·琴道》)早期的古琴并非士的专利品,但春秋战国士阶层崛起后,琴与士的关系使得到确认。魏晋以后,琴逐渐脱离民间,成为主要流行于士及上层社会的乐器。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琴家或是好琴之人都与隐逸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想对现实有作为的庄子,为无数隐士开辟了一条“隐心”的道路,他认为“鼓琴足以自娱”。嵇康、阮籍等竹林隐士,都是善琴之士,田园隐士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陶渊明传》)。做中隐的白居易酷爱音乐,善弹琴,他在《好听琴》之中写到:“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本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甚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几度遭贬的王维,过着参禅悟佛,亦官亦隐的生活,与好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不论真隐、假隐、时隐、心隐,隐士们都不忘“手挥五弦”。
的确,*古代文人集“琴、棋、书、画”于一身,审美理想要求古雅、含蓄与个人内心的自省,要求符合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协调与中庸,而隐士史文人申的特殊群体,在保持士的总体人格上的自尊的同时,还要具有自傲、自由、自我的独立人格,并通过隐逸将自己与俗辈区别开来。可何者为雅,何者为俗,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不同人物的观念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士人阶层认为,官场为俗而隐逸为雅,正如陶渊明所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某,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他们或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需要在这对矛盾中找到心理上的*衡点,就要借助一定形式来抚籍心灵,抚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因为琴“具天地之元气,养申和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不别有会心耳”,“琴具十二音律之全,之准备清浊之应,抑扬高下,尤足传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对物情也。”使人可“性然自怡,处穷独而不闷”,最后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
其次,古琴音乐中宣扬儒家的等级尊卑观念,无论是仕中藏隐者还是隐申藏仕者,都是乐于接受的。“大弦者,君也;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工武王加而弦,合君臣思也。宫为君,商为民,徽为事羽为物。”(《琴操·序首》蔡邑)。一弦为君,二弦为臣,三弦为民,四弦为事,其申-弦于琴等于君王于国,君权无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二弦、三弦中己包括了两方面的尊卑观在内,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确定,即“礼”,为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各级人的登记确定,即官与民,富与穷的地位划分,这符合士人们的观点。
再次,古琴大量琴曲中都表现山水诗意之境,使得有着隐逸情结的士人们,无论处于何处,都能通过弹琴体味山林之乐。如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蜀僧抱绿绚,西下娥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兀重。”其实山水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与*人有着特别的关系——人以自然依赖远大于对它的征服,对它的顺应也远大于对它的改造,这便成了*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人以自然为友,努力亲*自然,保持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互相支撑、互相依存,而不是西方那样是对立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等命题即由此而来,在早期的《流水》中通过对流水的形成过程(由涓涓细流到积成深潭到汹涌入江)的描绘,象征一种精神,一种人格或人的成长过程(童年的天真,青年的求学与磨练,中午的成熟),这使抚琴者产生一种万物某合、浑然无间的感受,只要心灵-接触到自然就会发生共鸣,将一片自然风光转化为一片心境,一种感悟这完全是隐者遥远高洁,遗在独立的.心境意蕴的表述。
第四,古琴“*心”。儒家强调以琴养心之正,除去心中浮暴不*之气,使之归于*和,如范仲淹说“清静*和性与琴会”,欧阳修说“欲*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苏轼说“散我不*气,洗我不*心”,在专制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士人们所捍卫的“道”是无法实现的,官场上的失意者或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不合作者,心中无比的疾愤,却无处倾诉。“今贤者隐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禄,悬珍奇,积百谷,并包有土,德泽不加,百姓伤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琴操》),如嵇康、阮籍二人生活不在“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魏晋时期,他们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论是对集权制度的最大怀疑和否定。他们无法公开表露,寄于诗文,又恐落人口实,只得隐没在琴曲申,他们选择“隐”的方式栖身于丘壑,在园林山水申抚琴自娱,寄托自己的忧愤和情思,来“散不*之气”、“洗不*之心”。
第五,古琴的美学思想受道家影响颇深,隐士大都信奉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追求清虚、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养性,力图摆脱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琐,这无疑又使古琴与隐逸走到了一起。而且道家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但通过自身的修炼,遵循一定的方法,可以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对修炼者来说,首先要“去物欲,简尘事”。就是除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名利的奢望,道家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穷的物质利益,势必会劳神伤身。古琴申要求敦厚、淡泊,正是符合这种清静无为,淡泊明志的道家思想,其实笔者认为在此之中,也包含了隐者对政治灰心后的无奈,意在使自身不再受名利无所累。在这里又有必要说到古代君王抚琴的情况,来区别与隐士抚琴。君王抚琴不是为隐逸,“古之圣明帝王所以正心修身说国*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诚一堂琴谈·集论》),最多不过是在处理繁忙政务之后,娱情养性的一种行为;他们更多看中的可能是道家可以达到的“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养生功能,用古琴宣扬的君权至上和标榜盛世的功能来炫耀政绩可能是他们的初衷。有称琴长三尺六寸半等于一年365日,琴徽十三个为一年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琴弦定音宫商角羽等于金木水火土等。可以认为这一象征是包含了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太民安这一“盛世”的意思在内。当然皇帝本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还是诗人、艺术家,他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和文人大致相同,所以君王抚琴也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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